还没有一部小说，能让我如此心潮澎湃，迫不及待地想为她写下点什么；还没有一部小说，能让我如此游移不定，不知道该为她写些什么。

第三次读完《额尔古纳河右岸》，内心虽有按捺不住的悸动，却又仿佛不是我所掌握的语言能够精确表达出的情感。面对迟子建充满空灵之美的小说语言，我的手、我的笔是那样的笨拙，我的文字更显得苍白无力！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迟子建荣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主要内容记述了生活在中俄边境地区、额尔古纳河右岸丛林中的鄂温克人的故事。是一曲民族文化的挽歌，更是这个弱小民族百年沧桑巨变的史诗。

哀而不伤，平中见奇

生活在大兴安岭地区，广袤的森林中的鄂温克人，他们过着原始的游猎生活，与驯鹿为伴，并追逐驯鹿的食物资源而迁徙。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同时，也接受着它无情的洗礼和严峻的考验。

小说始终贯穿着死亡的线索。众多人物，从鲜活的血肉，到冰冷的尸体。对于读者，死的震撼淹没了生的平静。而在迟子建笔下，二者都是那样的平静与平常。

很多出生在冬季的孩子，由于寒冷而夭折，就算成年人也可能面临被冻死的危险。故事的讲述者“我”，已经90岁了，是这个民族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我”的姐姐列娜冻死在迁徙的路上；“我”的第一任丈夫拉吉达，也是在寻找驯鹿的途中，于马背上睡着后冻死的。

作家笔下的死亡，有自杀、衰老，以及太多的意外。然而在描述这些死亡时，或者说当它们从“我”的口中道出时，是平静的、舒缓的，极少过度情绪化地渲染对死亡的感受，而是从面对死亡的态度上体味生命的无常。沉重压抑的文字往往让人不忍卒读，而同样是人间至极的伤痛，迟子建却写出了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这样的文字，值得反复阅读，让人良久回味。

在我原本的认识中，迟子建小说不以情节取胜，少有波澜起伏的故事和尖锐的矛盾冲突；而是以优美的语言、形象的比喻和极具个性的意象见长。然而，单就《额尔古纳河右岸》来说，我以为并非完全如此。这部小说以“我”的口吻讲述家族故事，表面上风平浪静般地娓娓道来，实则如暗流涌动，常伴随着令人血脉偾张的场面。

小说中，“我”的姑姑依芙琳，强逼儿子金得娶他不喜欢的姑娘杰芙琳娜。素来懦弱的金得，于婚礼结束后自缢而死。这或许不足为奇，而接下去作者又说：

大概没有一个萨满能像妮浩那样，在一天之中既主持了婚礼，又主持了葬礼，而且是为同一个人。

这样的情景怎能不引发阅读者的深思呢？如果说这依然不够奇异，后文则真正出现了意料之外的情节，就是那个叫达西的小伙子在火葬金得的现场，向刚刚成为寡妇的杰芙琳娜求婚。杰芙琳娜比达西大好几岁，是个歪嘴没人要的姑娘。达西可怜她成了寡妇，所以他说自己要是不娶杰芙琳娜，让她去跟谁呢？

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我”的儿子安道儿身上。安道儿被迫与举止轻佻、行为放荡的女孩瓦霞结婚。而当“我”想为他们解除婚约时，安道儿却说，瓦霞这样的女人，就像一条狼，知道它吃人，还放走它就是有罪的。

小说中类似这样超乎寻常的情节安排并不少见，传递的可能是作品的核心精神或作者的价值观。它包含着善良、无私、担当和自我牺牲等，正是世代生活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鄂温克民族精神的体现。

谜一样的萨满

阅读《额尔古纳河右岸》，总能让我想起另一部小说，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除去两者都具备史诗性质以外，就是《百年孤独》中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与《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穿插始终的萨满文化之间存在着共同属性。它们都是“万物有灵”思想的延伸，基于现实，同时又充满着奇异、神秘和浪漫的色彩。

鄂温克人信奉萨满教。在小说中，萨满穿着神衣、击打神鼓，唱神歌、跳神舞的情形被描绘得绮丽多姿，又被赋予无所不能的神力。每个氏族萨满死后的第三年，伴随着一些灵异现象，新的萨满就会出现。如同《百年孤独》中笼罩在布恩迪亚家族的那些神秘的死亡预言般灵验。

尼都萨满死后的第三年，“我”的儿媳妮浩，在睁着眼睛足足躺了七天后，魔幻般地成为新的萨满。与之相伴的，是她每次跳神救活一个人后，就会失去一个自己的孩子。

“我”对妮浩说：“以后你把自己的孩子当做别人的孩子，而把别人的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一切都会好的。”而当已经失去三个孩子的妮浩再次跳神救人时，“我”大叫着：“你要为别人的孩子想一想啊！”妮浩留着眼泪说：“自己的孩子还有救，我怎么能……”

这样的描写，又怎能不让人为之感动与心痛呢？宗教神秘主义和一切魔幻色彩，在小说中的作用，一定是为强化现实。所以，从萨满身上体现出的“神性”，说白了其实就是人性，是为了彰显人物内心的善良与爱。

这让我对陌生且原始的萨满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萨满教的多神信仰，起源于先民对自然现象认知的局限。因而，在他们的观念里“万物有灵”。比如，鄂温克人认为火中有火神，大树有树神，花草、石头等都有神明；天、地、风、雷则更不必说，都是因神祇的力量而存在或产生。所以他们因为敬畏神灵而热爱和敬畏自然，绝不去做破坏生态环境的事，长久和谐地与自然相处。

森林中的爱情

生命和爱，是文学作品所惯于表现的两大永恒主题。迟子建笔下有鄂温克人对氏族、家人的爱，对山林、天地、自然和动物的爱，也有对陌生人的爱。当然更有不可或缺的男女之爱。

作为讲述者的“我”，不仅见证了身边几代人的生与死，也见证着他们的爱与恨。小说的写作始终不忘强化被氏族所敬畏的宿命、因果和神秘的力量。这其中更包括“我”自己的爱情与婚姻。

“我”与第一任丈夫拉吉达的相遇，是因为在森林里迷路躲避黑熊；而“我”的第二任丈夫瓦罗加，是在路上遭遇黑熊而死的。所以是黑熊把幸福带到我身边，同样是黑熊让“我”的幸福走到终点。这样前有“先兆”，后有呼应的情节在小说中比比皆是。

无论如何，“我”的爱情依旧算是圆满的，有圆满就一定有缺憾。比如“我”的母亲达玛拉，在父亲林克死后，与年轻时未成眷属的尼都萨满之间，限于氏族礼俗而不能公开的爱情。深爱却不能相守，这是一种缺憾。以及“我”的姑姑依芙琳和姑父坤德，是没有爱，却不得不相守一辈子。

这四个人，是小说中典型的为爱受苦的人。一对是因为爱，一对是因为不爱。所以，在没能替儿子金得争取到他喜欢的妮浩后，依芙琳强逼金得同自己不爱的杰芙琳娜结婚。并且她要说：

我看透了，你爱什么，最后就得丢什么。你不爱的，反而能长远地跟着你。

这是依芙琳眼中的爱情观，也是人生观。森林里有驯鹿、灰鼠，有可爱的动物。晚上人们躺在“希楞柱”里看着星星睡觉；白天听着鸟叫，伴着白雪与严寒，呼吸干净的空气；夏天有鲜花和绿树，流水和白云；人们可以唱着山歌劳动，围着篝火跳舞。

但作者更想说的是：森林里不是世外桃源，少不得人间疾苦；森林里的人，更不是山中高士，有着与山下“文明世界”同样的喜怒哀乐。所不同的是，他们的情更真，爱更浓，因为他们的精神未被文明世界所“污染”。

比死亡更可怕的是消亡

然而，文明最终还是挤压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如前文所述，森林也不是世外桃源。社会动荡，历史变迁，从伪满时期到日本全面侵华，再到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无一例外地不对他们的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开发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遭到砍伐，鄂温克人原本宁静的生活不再宁静。山下定居点的建立，让山中猎民彻底改变了生活方式，他们再也不必追逐驯鹿食物的方向自然迁徙，因为驯鹿也被赶出森林像牛羊那样圈养。然而，在鄂温克人眼里，驯鹿是神鹿，怎可如牛羊般对待？鄂温克人的身体可以有医生做检查，生病也可以吃药了，再不需要萨满。然而，这真的是他们想要的生活吗？

我想起梭罗的《瓦尔登湖》，在书中，他这样说：

虽然天空中的飞鸟都有巢，狐狸都有穴，野蛮人都有尖屋，然而在摩登的文明社会中却只有半数家庭是有房子的。

所以，小说的前半部分，在叙述者“我”还是个小女孩时，听她用诗意的语言、饱满的激情讲述自己氏族的故事。哪怕对于死亡的描述，都能给人以壮美的感受，因为与之共存的是希望。那时候，这个民族正充满生机，他们用“风葬”的方式送走死者，同时又有新人在“风声”中诞生；经历“白灾”或瘟疫后数量锐减的驯鹿种群，很快便会在休养生息后重新壮大。

比死亡更可怕的是消亡，而比一个民族不可挽回的消亡更让人悲哀的是心死。“我”的外孙女依莲娜是本氏族第一个大学生，美术学院毕业后，她在呼和浩特一家报社当美术编辑。几年后辞职，不断努力适应森林中或山下城镇的生活，却始终没能找到自己的归宿，在困惑中投河而死。就如小说接近尾声时“我”说过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