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人皆知的大诗人，范仲淹的文学才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遮盖了其政治锋芒。但从其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我们也可发现，范仲淹的政治抱负和政治思想也是非常直率、无私的，而且其文风也受到政治理念的影响，在诗词和策论上都对政事多有评判。

而他心中的忧与乐更是古典文学的凝练和最高思想的体现，也正是由于这种以天下为先的精神让他成了朱熹口中的”天地间第一流人物”。

一、从《灵乌赋》读懂范仲淹式执拗

1、《灵乌赋》的创作背景

身为谏官，范仲淹曾直言劝谏皇上科举改革、官员选拔等国之大事，也曾多次干预皇帝率群臣为母贺寿、后宫兴衰甚至宠信臣子之类相对尖锐且私人的时事。前者成为他登上高位的垫脚石，但后者却成了他三度遭贬的直接原因。

创作《灵乌赋》时，正是由于他四次上书陈述当时宰相相吕夷简欺上瞒下，任人唯亲且扰乱朝堂，却被宰相以非谏官身份越权行事、离间君臣这样诛心之罪贬黜饶州之时。

当时妻子已病逝饶州，他自己也重病缠身，面对好友梅尧臣所写、劝他顺应朝堂不需太过耿直的《灵乌赋》，他却立刻写了同名《灵乌赋》，表达了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态度。

2、由近至远的好友之路

范仲淹和梅尧臣的感情进一步破裂和这两篇《灵乌赋》有直接的关系。

当时的梅尧臣官职微末，长久之下寄希望于范仲淹、欧阳修这些好友能够对他进行举荐，可惜这几人举荐来举荐去却偏偏没有他的份儿，这就导致了他对范仲淹的不满，态度也从开始的赞同、劝慰转向暗中嘲讽和否定。

但范仲淹的执拗面对皇帝都没能偃旗息鼓，对于好友政治理念的转变，他自然不会为友情动摇本心，在《灵乌赋》的催化下，二人更是渐行渐远，范仲淹宁愿做梅笔下所谓”乌鸦”，也不肯放弃自己的处事原则，可见其对自身所走的路之坚决，是强权和人情都无法干预的，这样的倔强也是他能忧国忧民、与民同乐的性格基础。

3、从《灵乌赋》读范仲淹的政治思想

“彼希声之凤凰，亦见讥于楚狂”，身处高位即受风刀霜剑，即使不言亦不能幸免于朝堂倾轧。“故割而可卷，熟为神兵？”如果因为遭受打击就人人都退缩，那么朝堂之上可还有能直言之人吗？这乱象可还有能解的人吗？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身处高位也不为私利而放弃直言劝谏的处事方法，这是范仲淹的朝堂哲学。“长慈母之危巢，托主人之佳树。斤不我伐，弹不我仆。母之鞠兮孔艰，主之仁兮则安”，这是他慎重的爱国忠君与责任意识，正是这些特质成就了范仲淹的盛名，也是他足以被誉为“一世之师”的缘由。

二、多种思想碰撞出的”忧乐”火花

1、 宋代朝堂风气的影响

对于范仲淹来说，宋初这样的时代是他的幸运。宋仁宗执政之后，谏官成了一个庞大而正式的朝堂力量，其任命和罢免都由皇帝亲力亲为，而其可劝谏的范围也从最初的监督帝王形式扩大到监督百官，针砭时弊、直言不讳成了谏官们最大的职责。

由于朝堂新气象，文坛也掀起了一场革新，作为政治家、文学家的范仲淹一身正气、又责任意识强且不畏权贵，生于这样的时代对他来说如鱼得水，就连几次遭贬都成了他锻炼气量的一段有益经历，也是成就他政治高度的”九九八十一难”，不仅让他成名于文坛，更在政治方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传统儒家正统文化的影响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是诗经中的句子，也是将忧文化流传下来的重要一环。真是在这种影响下，孔子丰富其精神，提出了“君子忧道不忧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等思想，这也是儒家传统思想观念中对忧国忧民的奠基。

儒学文化到孟子时期对忧与乐的阐述就更加明确，他提出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这样的理念，将个人的忧思正式与国事民生结合起来，这也成为了范仲淹心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直接来源。

不过在范仲淹心中，忧民思想已经不再单纯是一种帝王治理国家的理念，而是真心实意立足百姓，以民为本的更高尚精神，是对传统儒学忧思的升华。

3、 宗教文化对范仲淹忧与乐理念的影响

唐宋两朝的宗教文化对世人的影响也无可避免，两朝的帝王甚至也在批判性、选择性的继承其理念。

范仲淹一生交往道人众多，也曾写过“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样赞美道家人的文章，他对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十分熟悉，甚至希望用于朝堂以遏制当时追名逐利的官场之风。其“后天下而乐”的思想也许就是受到老子”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影响而生。

范仲淹与佛门的缘分也相当深，他曾为了“见诸佛菩萨施广大慈悲力”而深读《大藏经》，之后在见识到其善之后，写下了蕴含佛思的《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序》，其中“佛佛留训，祖祖垂言，以济群生，以成大愿。”的言论也是其忧国忧民的体现。

三、范仲淹的忧乐之道对时代的渗透

1、 以天下为己任的内心修养

在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思想影响下，范仲淹的忧患思想正式成型，但这句话对很多人来说影响的是其对帝王的处事风格，其天下更多指的是地理性质的天下之地，究其根本还是“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传统忠君思想。

但从范仲淹《奏上时务书》中一句：“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来看，他心中的天下并非王土，而是王臣。他心中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是对天下百姓的责任意识。

在他直言劝谏几度遭贬的过程里，随之不断攀升的是其声望，声名大噪对他来说最大的好处是其政治理念得以更多的被人知晓，很多文人开始思考人与国的差别，开始接纳自己最终是为了让百姓安居，达到“政通人和”的效果，因此范仲淹的声望更多的是改变了士子的内心世界，让以民为本的思想被众人所知。

2、忧与乐的辩证统一

范仲淹的忧与乐能够尽显其君子之风与哲学之思，他的忧，忧的是天下百姓之苦，他的乐，也是为百姓安定、生活富足的欣慰之乐。但同时，他也表述了忧与乐相互转化的辩证想法。在《上执政书》一文中，范他就阐述了自己对二者的辩证看法：“否极者泰，泰极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环焉。”

贪图享乐则因乐而生忧，常忧民事则因民安而生乐，这是范仲淹对帝王的劝谏，更是他对天下官员和文人士子的劝告。对辩证的看待事物存在敏锐感知是他能居安思危的基础，而能在乐中发现其隐患也是他时常直言进谏、甚至不惜惹恼帝王的原因，他在一些于民无用甚至消耗民心的事情上时常咬紧牙关、一步不退，因而他才在民间受人爱戴。

同时，由于忧能转化为乐，且是天道之乐这样的大乐，因此避免了如宗教一般的苦修和枷锁，故而他的思想得以流传开来，甚至成为君子之风的潮流，这种辩证观念也为更多人打开了自己的思维，更是对儒家文化的深入理解与行为上的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