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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人观念转变:为何“文德”向“文章之徒”的退化会在魏晋?

古代文人观念转变:为何“文德”向“文章之徒”的退化会在魏晋?

文人士大夫阶级是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占领导地位的知识阶层,他们肩上担负着创造文化、传承历史的重任,这些负责传播主流文化的群体也是随着朝堂变迁、经济文化的变动而不断进行着思想变迁。因此,对文人内涵的要求也不断改变着。

自先秦以前,说起文人更多指的是君子端方、品行高洁的文德之人,到了汉代,除了对品行的要求以外,开始注重文人的文章内涵、写作技巧,直到魏晋时期至今又渐渐发展为以写作能力、学术修养为主,轻人性品行的习惯.

但这种转变一直受到众人的异议,似乎文人从追求“文德”“文章之徒”的转变是一种退化,但这种观念的转变为何始终没能逆向变化呢?

一、 秦汉时期的文人与文德

1、 文人的来历探析

在《尚书·周书·文侯之命第三十》中记载:“汝克绍乃显祖,汝肇刑文、武,用会绍乃辟,追孝于前文人。”这是文人一词在古代最早的出现,且其含义中本就有对品性高洁的要求。郑玄注曾这样形容文人说:“文人,文德之人。”孔颖达则进一步说道:“文人,谓先祖有文德者,故云文德之人。”

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文人一词的出现从《尚书》的记载中看,是对品性的极大要求,知识学问固然也是文人的一大标准,然而学识却不能成为文人的评判标准,甚至不能代表文人士大夫阶级列于朝堂,在当时的人们眼中只有德行匹配才可称得上文人,能够辅佐帝王,带领有识之士为一个朝代的文化底蕴打基础

古代文人观念转变:为何“文德”向“文章之徒”的退化会在魏晋?

2、 从文德到文章的演变萌芽

《论衡》的作者王充是汉朝历史上明确将文人概念写入文字的学者,其 《论衡·佚文篇》中说:“文德之操为文。”可见在他眼中,文人仍然是以文德为重,同时他也将孔子视为文王之文的继承、传扬之人,“文王之文,传在孔子。孔子为汉制文,传在汉也。”

他认为孔子继承了周公的文德,并流传到了汉代,成了后世文人的表率。但同时,他的文字里也毫不掩饰对文人能力的推崇,他认为“好学勤力,博闻强识,世间多有;著书表文,论说古今,万不耐一”,这就是抛却品德之说,对文人的能力和地位的极大认可。

二、 重文才轻文德的魏晋与后世

1、 文章一词的来源追溯

与文人一词类似,文章一词的出现也是具有其独特的社会性的。《九章·橘颂》中说:“青黄杂糅,文章烂兮”,这里的文取自古意”错画也”,指的是交错的花纹,曾经《庄子·逍遥游》中便引用了这一含义,写出:“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的句子。

从花纹引申出服饰文化的概念,之后便区分了尊卑贵贱,《礼记·大传》这样解释文昌一词,“考文章,改正朔”,说明已经将文章与礼法相结合,脱离了最初的含义。

花纹是交错的,文字亦是纵横变换,因此文章也有了文字的意思。《论语·公冶长》记载,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对于这句话朱熹的解释是:”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这里的文章虽然是用来传达的,但却也有着不可缺失的精神内涵在内,可见亦是更重文德而非做文章之术。

古代文人观念转变:为何“文德”向“文章之徒”的退化会在魏晋?

2、 重文章的观念定性

《梁书·文学传序》说:”昔司马迁、班固书,并为《司马相如传》,相如不预汉廷大事,盖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为《贾邹枚路传》,亦取其能文传焉。范氏《后汉书》有《文苑传》,所载之人,其详已甚。”这是对南北朝时期特意为文人单独写书做传的记载,可见当时的文人地位之高。

隋朝对文的推崇达到极高的程度,隋朝统治者通过文的力量控制文人的心思,引导百姓的思维,传达对上天的敬畏和祈求,甚至教化世风,辅佐政令。

这样的广大用途决定了当时文人的笔不能再完全的自由,也不能一味表达他们对”文德”的追求,而是更趋向于表达忠君爱国、安身立命这样巩固皇权安稳的方向。

此外,由于各人对德的思考和标准不统一也难以在短时间内达到统一,同样导致了文德之说渐渐衰落。

直到魏晋之后,文章的观念逐渐转变完成,追求文德的哲学之思和追求实用的经世治国之论分为两个不同的类别,之后在时代、皇权、文人心思的共同作用下,才有了观念完全转变后的另一重文章崇拜。

三、 为何我国古代文人观念会产生巨大改变?

1、 从古时众人文章词论看文人观念的变化

《论衡·佚文篇》中曾言:”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立五文在世,皆当贤也。”

对这句话而言,王充解释为:”夫文德,世服也。空书为文,实行为德,著之于衣为服。故曰: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人弥明。”也就是说此时的文与德是无法分割的一体,也代表了当时对文人才学和德行两方面的重视,也证明了早些时候对文人的社会要求中除了作文手段,更有以身作则,影响世人风气之用。

古代文人观念转变:为何“文德”向“文章之徒”的退化会在魏晋?

曹丕《又与吴质书》云:”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这就是后世常听说的“文人相轻”之说,因此文人之间才有了格外”较真”的相互监督、相互问责现象。

这种彼此间的施压促进了其对学问和作文功力的追求,除去求名利外,更多也是为了更加具有话语权,因此也才有了许多文人心手不合,虽有一颗追求立品的心,却只能流于世俗,成为”文章之徒”的一员。

2、 文人观念的变迁背景

文人是士大夫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时代文学知识最集中的一群人,更是官场中人的重要后备人员。正是因为学识丰富,文人的情趣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

从乐府诗与《诗经》中皆可发现,这里不仅有士大夫阶级对于关河宁定、政治清明的诉求,也有对爱情、亲情甚至个人自由意志的追求。这种对政治的追求、对个人情感的追求、对生民的思考以及对自然的赞叹共同组成了所谓的”文人情趣”,只有能够达到这份高尚的审美情趣才真正确立”文人”的身份。

这种以共同的审美情趣所组成的圈子本来是一种良性的文化关系网络,在这个共同的认知环境下,渐渐产生了一致的观念意识、共用着默认的评判标准,自然也推举出了代表人物。

但是在这种圈子的不断完善下,对后来者的要求却越来越高,不仅要有相同的情趣,也要有一定数量、各种类型的文章作品问世才可以。

但作文写诗本是心有灵犀、佳句天成,修炼的是文人的所谓”文德”,却由于这种圈子里人人墨守的要求开始变得不同,若不去考虑写作手法、作文技巧,就很难受到其他文人的赏识,成为游离在圈子边缘的人,对政途和人脉都是极大的损伤,正是这种”潜规则”成了文德式微,技巧、文章成为主流的最底层因素。

3、 对文人身份的焦虑和期待

文人一词本身是一个宽泛的历史概念,在不同的时期甚至褒贬含义都会发生变化。但我们知道,文人士大夫阶级中完全沉浸学问,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少,渴望为官作宰,为民请命的居多。

“士之一流品,乃是结合政治社会使之成为上下一体之核心。”由于需要起到辅佐君王、安定社会的作用,他们修炼的更多是”文”的素养和”作文”的能力,同时也要承受来自仕途和社会的双重压力。在这种压力下,文人便被动的不能单纯修炼心性和品行,而是渐渐走入了以文章尤其是诗赋辞章著称的”文章之士”这条变革之路。

古代文人观念转变:为何“文德”向“文章之徒”的退化会在魏晋?

这种变化是来自对自己身份的社会性焦虑,而从文德之人向文章之士的顺应和转变则更多的是一种期待。这种焦虑和期待的碰撞正是背后的社会价值观与文学价值观在背后所推动所致。

文人本身对崇高的品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等情感具有强烈的追求,然而入仕伴君却更需要经世致用、摈弃虚文,甚至抛弃一些对自由的追求和对文德的坚守,这种历史延续下来的对立与顺逆,也反映了文学历史传承与转变的丰富性。

结语:

从文德之人到文章之徒的观念变化其实是古人从追求文人品德到士子才气能力的转变,这样的转变来自文人们社会属性的不断变化,他们从教化人心的贤者逐渐变成统治者的”喇叭”,也就从讲求德行的本源转向了提升章表书记的能力

然而脱离了文德之后,文人一词也渐渐走下神坛,到了唐宋时期甚至提出了“文人无德”的说法来贬低无德文人,但有趣的是提出这种说法的同样是沉浮于世间的文人,可见现实中文人对学识和品德的思考的深意也远远不止流于言表的只言片语可以概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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