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的长篇小说《鼠疫》写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地点是阿尔及利亚的地中海海滨城市奥兰。由于鼠疫的迅速蔓延，大批居民的相继死亡，当局封锁了城市，奥兰成了一座与世隔绝的围城。这座鼠疫之城显然影射了德国法西斯占领下的整个欧洲，也是关于人类在劫难逃的一个寓言。在《鼠疫》的结尾，虽然人们取得了胜利，但是鼠疫的阴影仍旧笼罩在小说主人公里厄的心头：
里厄倾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声，心中却沉思着:威胁着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因为这些兴高采烈的人群所看不到的东西，他却一目了然。他知道，人们能够在书中看到这些话：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
加缪曾经这样谈及写作《鼠疫》的基本动机：“我想通过鼠疫来表现我们所感到的窒息和我们所经历的那种充满了威胁和流放的气氛。我也想就此将这种解释扩展至一般存在这一概念。”小说结尾这瘟神发动的鼠群，正象征着人类始终面临的惘惘的威胁，象征着毁灭人类的一种可知以及未知的力量，它是关于人类总体生存境遇的象征表达。由此，“鼠疫”的意象就上升为“一般存在”的概念高度。
从《局外人》（也译为：异乡人）到《鼠疫》，加缪都表现了存在主义的基本思想，即世界是荒诞和不可理喻的，人是孤独无助的。正像加缪自己所说：“《局外人》写的是人在荒谬的世界中孤立无援，身不由己;《鼠疫》写的是面临同样的荒唐的生存时，尽管每个人的观点不同，但从深处看来，却有等同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鼠疫》也同样流露出悲观主义情绪。但是，这部小说又通过里厄医生的形象，表达出一种抵抗精神。这种抵抗，尚不仅仅停留在里厄医生个人的举动，而是表现为一种集体的行动。在里厄的组织下，一大批志愿者组成了救护队，投身于对鼠疫的斗争中。在这个意义上，《鼠疫》中群体性的抵抗精神已经构成了对《局外人》中个体觉醒阶段的一种超越。
《鼠疫》中的里厄的形象，使小说中的精神特质远离了虚无主义，正像诺贝尔颁奖词中所说：加缪“以严肃而认真的思考，重新建立起已被摧毁的理想；力图在无正义的世界上实现正义的可能性。这些都早已使他成为一名人道主义者。”
而在加缪作品中经常作为主题词复现的“荒诞”，也不仅仅体现为一种负面因素：“他所倡导的人类处境的‘荒诞’，不是靠贫瘠的否定论撑腰，而是由一种强有力的‘无上诫命’所支持，可以说是一个‘但是’，一个背叛荒诞的意志，因为要唤醒这一意志，于是创造了一种价值。”
就是说，加缪的作品在把荒诞看成是人类生存处境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对荒诞的一种否定和抗争，通过这种抗争，加缪就在荒诞的世界中建立了一种价值形态，一种反抗荒诞的生存哲学。
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
加缪在1942年就提出的振聋发聩的那句话，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
然而加缪弃绝荒谬生活的方式是拥抱生存作为人的宿命，并由此推导出了三个结果：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
他的哲学最终导向一种反抗哲学，导向对生命和存在的一种激情。这种激情的内涵就是要全身心地投入和拥抱生活，正像希腊神话中那个受诸神惩罚的西西弗。西西弗把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由于自身的重量又重新从山上滚下，西西弗便一次次地推着石头上山，永远周而复始。
在他人看来，西西弗的生存是荒谬的，但是加缪却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西西弗每次推石头上山都是在实现他自己的宿命，“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他的岩石是他自己的事情。”他的周而复始的行为就是对荒谬的反叛，当西西弗走向巨石的时候，他成为了自己的真正的主人。
《西西弗的神话》由此把“荒谬”看成人类生存的具有本体性的处境，受诸神惩罚周而复始推着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正是关于人类荒谬的存在的一个寓言形象。而加缪最终倡导的是对人类荒谬的生存处境的反叛，并在这种反叛中确立自己的生存意义。
局外人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
《局外人》是加缪的小说成名作。这部小说由第一人称叙事者——主人公默尔索的自述构成。默尔索以一种冷静得近乎冷漠的口吻讲述了他母亲的死，讲述了母亲死后的第二天他就去寻欢作乐，还讲述了他糊里糊涂地杀了一个人而被捕入狱，最终将走向刑场;小说还会偶尔进入默尔索的内心，透视他对于世界的荒诞感受。这就是《局外人》试图表达的一种荒谬的世界观。在默尔索这里，荒谬感产生于对自己处境的冷眼旁观，产生于自己的局外人的姿态，产生于对世界的陌生化的体验。正如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所说的那样:
一个能用歪理来解释的世界，还是一个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觉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这种流放无可救药，因为人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这种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正是荒诞感。
但是默尔索的冷漠不意味着他是个毫无感觉的人。加缪在为《局外人》写的序言中这样评价默尔索:“他远非麻木不仁，他怀有一种执著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默尔索是一个对世界的荒诞的属性比起他人来有着更为自觉的体认的人。通过默尔索的形象的塑造，加缪指出:荒谬感首先表现在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某种怀疑。正像他在《西西弗的神话》中描述的那样:
有时，诸种背景崩溃了。起床，乘电车，在办公室或工厂工作四小时，午饭，又乘电车，四小时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总是一个节奏，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很容易沿循这条道路。一旦某一天，“为什么”的问题被提出来，一切就从这带点惊奇味道的厌倦开始了。“开始”是至关重要的。厌倦产生于一种机械麻木生活的活动之后，但它同时启发了意识的活动。它唤醒意识并且激发起随后的活动。
厌倦导致的是一种对生活的拒斥的态度，并最终指向一种觉醒。尽管在默尔索这里，这种可能的觉醒是以其生命的消亡为代价。
《局外人》中比故事情节更有名的是默尔索的冷漠的叙述：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说:“母死。明日葬。专此通知。”这说明不了什么。可能是昨天死的。
这段叙述反映了法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罗兰·巴尔特所谓的一种零度写作的特征。所谓“零度写作”，即中性的，非感情化的写作，这种排斥了主观情绪和感情的叙述调子显然更有助于加缪表达他的存在主义的荒谬的哲学观和世界观，小说的叙述方式与主题取向构成了有机的统一。
（观点资料来自《废墟的忧伤：西方现代文学漫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