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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潇:高原上,这群纯粹的人

冬季入藏,始终被一种纯粹感所包围。

天空仿佛一块经过漂洗后的扎染蓝布,洁净而沉稳,充塞一望无际的视域。如水的阳光流泻于背上,暖意从后颈遍入全身,让紧裹几层厚衣的我甚至有些燥热。入藏前好友说藏地冬日的午后十分温暖,然而当我看到天气预报最低气温零下十几度时,心想这怕不是友人的玩笑调侃。

但是此刻我不得不松开外套的两颗扣子,用力深吸一口气,给自己足够的氧气换得清爽,也让燥热的心能跟着复归纯粹的宁静。目之所及,很多藏民手握着转经筒,虔诚地吟诵着念词,向心中的神山走去。悠闲的牛羊,星布于片片山坡,接连起苍茫的群山和缓动的河流,构成这片高原深处纯净的风景。每位来到西藏的外地人,很难不被这随处可见的静谧的纯粹所震撼。这片高原,本就是纯粹的代名词,镌刻在每一位这片土地上人的心里,无论是工作、生活还是信仰。

而此刻,我站在海拔3700米的西藏山南,也是来探访一群纯粹的人。

山南地处冈底斯山至念青唐古拉山以南,北接拉萨,西邻日喀则。亘古流淌的雅鲁藏布江顺山势俯冲,于此处发育起一片河谷地带。山南一如群山环抱的孩子,卧于高原之上,河谷之中。这里曾是吐蕃王朝的发祥地,雍布拉康金顶于呼啸的天风之下,仿佛能映照出时光深处的山南盛景。作为西藏历史上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见证了从聂赤赞普开始一代代赞普的崛起,直至松赞干布一统西藏高原,迁都拉萨,让山南成为吐蕃王朝的荣耀原乡。如今来到山南,看到辽阔山野中极具规模的藏王墓群,看到肃穆洁净的桑耶寺,便知,这片土地是一片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热土。山南,是西藏高原之上一颗耀眼明珠。

然而这颗明珠也曾有过暗淡。

解放前,长期延续的奴隶制,落后的生产方式,恶劣的生活环境,让山南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西藏和平解放后,山南百姓摆脱剥削压迫,砸开了手脚的镣铐,但生活负担并未彻底摆脱。保守的生活观念,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有限的生产力水平,高海拔地区的特殊自然环境,让这里百姓的生活水平较内地仍有很大差距,贫困人口依旧很多。而近三十七万常住人口,六百公里的边境国界线,让山南的发展不只是一区一地的经济增长,更有着维护边疆稳定、促进民族团结的深远意义。

因此多年来,一批批来自外省的援藏干部、调藏干部、应届大学生奔赴这里,将自己的知识、视野、经验投向山南这片广袤的土地,把自己的青春、热血、汗水洒在这片高原热土。通过几天的走访接触,我看到了这些人真实的生活状态,看到他们奔波辛劳的外表下,那颗颗炽热纯粹的赤子之心。

见到陈正祥,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

我们相约十点见面,十点整,他准时出现在办公楼的电梯口。“你也是坐电梯上来的吧?”陈正祥笑着说,“这里不比内地,虽是二楼,但最好也坐电梯。刚进藏,要适应适应,尽量少做剧烈运动。”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在采访之前,我做过一些功课,知道他是湖北省第八批援藏工作队总领队,2016年从湖北随州选派入藏,在山南担任市委副书记。网上保留的是他2016年入藏前的照片,头发油黑而茂密,神采飞扬充满活力。那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然而见到他时,却发现本人苍老许多,相比于近50岁的实际年龄,显得更老一些。

直至后来聊天渐渐熟悉后我才知道,网上的照片不是假的,那时的头发也未曾染过。他的苍老,就是这两年发生的。

湖北定点援助山南,始于1995年。24年里,共派出8支队伍,成员来自武汉、襄阳、黄石、宜昌等地。24年里,援藏的队员在更换,援藏的政策和制度也在不断更新,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这种更新变化很明显。每一次更新都是与时俱进的调整,也同样会带来一些新考验。

在陈正祥看来,如今的援藏干部,与以往相比,有三个明显变化。

其一是时间要求更严。早年间,不少援藏干部每年在藏时间不到半年,较多时间回到内地。如今的援藏干部,有了更刚性的时间要求,像陈正祥自己,每年必须保证在藏不少于十个月。这样的时间要求,体现出中央对援藏干部严管理、抓效力的态度,也有力地杜绝援藏干部服务时间不够、设AB角的现象,为援藏工作提供充分托底。

其二是援藏形式的重要转变。“简单来说,就是从交钥匙到交支票的变化。”陈正祥说,以往的援藏形式很多是援藏队伍直接来做项目,建医院、建学校等等,将“现成的”交给地方。如今援藏队伍从施工者变成监工者,将援藏项目交给地方来做,援藏队伍负责技术指导、工程监督和后期验收,当地能够充分参与到项目建设中来。

其三是干部提拔的制度变化。以往援藏干部多是提职入藏,进藏就能提一级,这是中央对援藏干部的政策照顾,但也无形中让不少干部来援藏时带有一定“镀金升级”的想法,容易在工作中形成混职位、走过场的问题。而如今的援藏干部为平级入藏,进藏后不马上提拔,而是根据三年援藏工作的表现,来考量是否给予晋升。陈正祥说,他们这批援藏的湖北干部有三百多人,如今两年多了,提职的才刚刚过半。

“没有了‘入藏就提’的承诺,会不会打击很多人投身援藏事业的积极性?”“揪着”这个问题,我问陈正祥。

“可能会影响吧,但我想这能更好地筛出那些内心纯粹、真心奉献的干部。援藏工作需要一些纯粹的奉献精神。”

纯粹,这个一句带过的字眼,犹如闪电在我心中划过。我将这两个字在本子上认真写下,画了一圈。

援藏,简单的两个字,包含的内容却很庞杂。而援藏工作做得好,离不开落地产业的支撑,其背后就是要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

然而招商引资,谈何容易?山南不是拉萨,于内地来说,知名度并非广为人知,高原气候、基础设施建设等较内地更没有优势,加上藏地市场自身体量有限,让人家掏真金白银在这里做产业、投项目,难度可想而知。但这块硬骨头必须啃下来。没有高质量的产业支撑,山南的脱贫发展,百姓的小康生活就是一纸空谈。

因此,陈正祥甫一入藏,就提出“精准援藏”的理念,深入结合山南的发展短板,援藏队伍的资源优势,进行精准对接。招商便成为“精准援藏”理念践行的重要支撑。陈正祥放开火力,大力部署,开创招商工作的“三全”模式——全员招商,全程招商,全域招商。

“给每一个工作的队员下任务,不能因为你是宣传部、组织部来的你就不招商,不能因为你没做过招商工作就不学习、不去试着招商,所有援藏干部没有例外。”

“援藏三年,招商三年,招商没有完成时。”

“援藏干部要参与到受援地社会民生所有领取的招商引资工作中……”

这是一种大刀阔斧的改革,意味着每个援藏干部都是招商专员,招商就是援藏干部的自带任务属性。

陈正祥要求所有一把手必须在招商一线,以身作则,一层层一级级地落实。他自己带头联系老朋友,拓展新“人脉”,与各种湖北企业建立招商洽谈的契机,编制实施《招商引资三年工作方案》,让招商引资工作分步骤、快节奏地推进。

2018年4月到8月,湖北援藏队伍启动“百家企业进山南”活动,短短五个月时间,邀请7批101家湖北企业进藏实地观摩、考察、调研、洽谈,其中5家达成合作意向。2018年8月初,又邀请351家企业参加“开放山南灵秀湖北”山南市赴湖北招商引资专场推介会,12家企业进行现场签约。9月初,组织40家湖北企业参与第四节藏博会活动。

高密度高强度的招商工作,带来了可喜的落地成果,但其间的不易与辛苦,只有这些队员们知道。

巴山农牧生猪养殖项目,总投资1.04亿,是湖北武汉援藏队引入的体量巨大、现代化程度很高的产业项目。可争取到这个项目,是一次漫长的艰难历程。

武汉市巴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湖北当地很有规模和影响力的养殖企业,生猪养殖产业在山南落地可行性大,在藏民脱贫工作上有重要的带动价值。可是恶劣的高原气候、有限的市场空间,让企业投入巨大资金在这里,风险性较内地只增不减。企业的负责人余泽栋迟迟下不了决心。

有难度,就意味着有价值。陈正祥看到了这个项目潜在的前景,武汉的援藏干部们看到这个项目能给山南百姓带来脱贫实惠。

没有退路,必须谈下来。

“整个谈判过程持续近两年时间。我们的援藏干部找到余总反复谈,讲投资这里的潜力空间,讲我们能提供的最大的政策优惠,真是磨破嘴、跑断腿,来来回回数不清多少次。”陈正祥回忆谈判的历程,笑着说,“古人说‘三顾茅庐’,以证心诚。按数量算,我们要诚得多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现如今,巴山农牧生猪养殖项目一年出栏2万头,覆盖贫困人口80余人、人均增收3万元以上,已成为西藏最大的现代化绿色生猪养殖基地。

这是援藏干部们为百姓谋福利、促发展的一个工作缩影,是陈正祥三年援藏工作的一个小片段。

山南的未来在孩子。想要带动山南真正脱贫,必须让孩子们的心灵先富足起来。教育,便成为援助山南的一项重点任务。

可援藏教师数量有限,想要利用好现有的教师资源,见效快,分头出击、短时突击显然不是好办法,聚指成拳、久久为功才能发挥最大力量。于是,“组团式教育”便在陈正祥带领的第八批湖北援藏队伍中落地生根。

75名援藏教师,其中50名“组团式”直接对口支援山南一高,从校级领导到授课老师,从行政管理到教学安排,全部参与,系统改进,结合当地学生的特点建立并完善11项管理制度,用陈正祥的话说,他们想用3年时间,看看教育援藏究竟能收到多大效果。

实际上还不到3年,效果已经显现。

原先的山南一高在山南属于中上等,但绝非最好,与山南二高有较大差距。然而一年多时间里,2017年,山南一高高考上线率居全市第一,包揽全市的文理科状元,教学质量实现飞速增进,获得了历史性突破。

“组团式援藏”的成绩一览无余。

这样的成绩离不开先进教育理念的引进与传播,但更离不开的,是援藏教师们辛勤的付出和忘我奉献的精神。

谁都知道,讲课是一件耗氧费力的工作,尤其在高海拔缺氧地区,秋冬时节氧气更为稀薄。为孩子们坚持一堂课、几堂课的讲述,不止是在传播知识,更是与身体的极限做对抗。陈正祥说,的确有老师在教学中出现过缺氧现象,长期的缺氧环境下授课可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但是这些老师没有半途而废、叫苦叫累,而是克服身体的难关,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坚持为孩子们授业辅导。如果说教师的荣耀就在于燃烧自己奉献他人,那么高原上的教师,则是更纯粹的师魂的诠释者与代言人。

是的,更纯粹。

教育本身是一种心灵的全面培养,知识是重要的基础,但身心和眼界的开阔,对于这些地处偏远山区的孩子尤为重要。对山南一高的“组团式”教育扶持,不止在课堂上,更在课堂外。

援藏教师马丹组建了山南一高的啦啦队,这是山南一高的第一支啦啦队,更是山南地区的第一支啦啦队。

这支啦啦队,2018年7月代表西藏自治区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比赛中,孩子们以极优秀的表现征服评委,披荆斩棘,获得冠军。

未曾受过专业训练,第一次向世人亮相就获得这般成绩,着实令人惊叹。但比成绩更值得肯定的,是这次比赛为孩子们带来的自信和增长的见识。24名参赛的藏区孩子,第一次坐上飞机,第一次走出西藏,第一次在全国性舞台上,代表家乡,代表西藏,展示他们的青春风采。他们由此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也看到了自己的潜力有多巨大。对孩子们回来说,只有走出去才知道世界之大,一定要好好学习,走向更大的人生舞台。

一个小小的啦啦队,带给藏区孩子们坚定的逐梦心愿;一次全国比赛的经历,可能就此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因此,这支啦啦队带给我的感动和震撼不言而喻。我从心里感谢援藏老师们的这份用心和努力,他们是这群孩子真正的领路者、铺路人。

这样的感动和震撼,贯穿在我和陈正祥的交谈始终。这些点点滴滴的故事,如一股股暖流,涌动在我体内,让我的心灵不断被冲击和激荡。与陈正祥的交流,他大半时间是边吸氧边说话。高原缺氧的环境让他很难像在内地持续流畅地交谈,时常说着说着就突然沉默,往往说了上句,忘了下句,说起姓,忘了名。“年纪大了加上高原缺氧,就容易这样。不过这不值一提,绝大部分援藏干部都会出现,习惯了。”陈正祥说。

2017、2018年春节,对陈正祥来说都“意义非凡”。因为两个春节,他都在医院度过的。2017年春节,他入藏后第一个回家的春节,却因为突发性心脏问题,大年二十九住院抢救,直到大年初五才出院。2018年春节,长期高强度的工作压力,返家时飞机加上火车的奔波,突然回到内地时的“醉氧”反应,导致其过年期间的一天早上突然晕倒,将头撞破,送到医院缝了13针。

陈正祥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保持着轻描淡写的语气,云淡风轻的微笑,他甚至说这是高原生活送给他的“礼物”,让他时刻记住这片土地。这样的玩笑说起来轻松,却让我听后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沉重。

有人说援藏是一种生命的奉献,起初我只是相信,而亲眼见到后变成了坚信。只有真的到了这片高原,见到了这群无私而纯粹的人,才真正懂得奉献的意义是什么。

看到周平,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人长得有点像王宝强扮演的《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眼睛大,皮肤黝黑,笑容温暖,言谈间有一种质朴的真诚,甚至透露着一点腼腆。

“还是你问吧,你想问啥我就说啥。”周平笑呵呵地说。

与陈正祥等援藏干部不同,周平是一名调藏干部。二者从选派形式、组织管理等各个方面都有差别,但最直观的差别,就是在藏时间。一个短,一个长;一个三年,一个终生。对调藏干部来说,一个“调”字便是无声的责任状,厚重的宣言书,这意味着他们如同被组织精心挑选的种子,种在西藏,便要真正地扎根在这里。

入藏前,周平是湖南株洲的公务员。从株洲市株洲县教育局,到后来株洲县团委,到龙潭乡乡长,龙门镇任党委书记,用周平自己话说,自己实实在在地在基层锻炼了七年,尤其是乡长和镇党委书记的经历,让他真正理解了基层组织的重与难——担子重、责任重、意义重;落实难、协调难、做好难。“基层工作确实不好干,要处理的问题千头万绪,但都是和百姓切实相关的,不做好不行。”

工作虽苦虽累,但毕竟家就在株洲。结了婚,生了孩子,安安稳稳过日子,在株洲老家,周平可以获得踏实体面的幸福感。

可是他不愿意。他不愿意一直在一个地方待下去。

“我觉得人生的经历在于多见识一些新的风景,除了读书,我几乎没离开过株洲,没离开过家。有人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其实也是我当时的心里话。”周平的心里,涌动着对远方、对新环境的期待。

更重要的是,他渴望能做更多的事。

在老家的乡镇工作,虽然人熟事通,但往往掣肘的关系也较复杂,自己能够调配的资源、使上的力气有限,自己的一些想法很难落地实现。

2016年,中央从内地优秀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中选调100名干部调藏工作,主抓脱贫攻坚。周平对这片遥远的土地有着既朦胧又好奇的认知,苍茫的雪山,质朴的藏民,壮丽的高原景观……对周平来说,西藏是他渴望的远方;听闻西藏民风淳朴、社会关系简单,是他理想的工作环境;最重要的,在西藏抓脱贫是一个能奉献边疆事业、为藏区百姓谋福的有作为的工作,是一个“有意义的岗位”。这一切对他都很有吸引力。

“没想过缺氧的环境对身体的损伤吗?没想过调藏后将远离亲人、无法照料他们吗?”我问周平。

“当时没想那么多那么苦。在株洲时,妻儿们都在市里,我在乡镇,一个月在一起的时间也不多。我想在西藏每年有两个月的公休假,说不定能更集中地陪陪他们。”

这是周平当时真实的心声。

2016年5月,周平通过选拔,正式调到西藏山南琼结县,担任分管脱贫攻坚工作的副县长。可是来到后,他才发现,这里无论是生活环境还是工作难度,都和原先的想象相距甚远。

首先是高海拔的缺氧环境,让周平睡眠成问题。尤其进入冬季,半夜时常睡不着,很多时候到凌晨两三点才能入睡,早上起来感到很疲惫。

接着是工作开展的难度。原以为藏区生活节奏慢,人际关系简单,做起事来应该容易。结果周平发现,这里百姓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对政策的理解等各方面与内地差别很大。

琼结县部分村落处于地质灾害频发或缺水、交通不便地区。为改善和保证百姓的生活安全、质量,政府组织百姓进行异地搬迁。搬迁费用、新房建设几乎全部由政府来解决,百姓不需要多少成本。但这样的好政策,在推广落实时频频受挫,很多百姓并不愿意搬迁,有很多顾虑和想法,每次都需要当地干部多次沟通劝说才能成功。

在内地以为理所当然就能办到的事,在这里往往需要下额外的功夫;认为很快就能解决的问题,往往因为历史遗留等因素,解决起来并不容易。加之与很多藏民语言不通,对这片地域又不熟悉,周平起初的工作开展得很辛苦。

周平调来不久,县委书记与他有过一次谈话。县委书记语重心长地告诉他,琼结的脱贫攻坚工作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的扶持产业项目此前做得不够充分,此前的脱贫工作常常挨批评多,受表扬少。

“我听完后就想,干工作被表扬也是干,挨批评也是干,只要找对路径努力去干,没有哪件事情干不好。”回忆起当时谈话的场景,周平感到既有压力更有动力,“我向县委书记做出保证,宁愿天天加班,也不愿事事挨批,一定把脱贫工作做好。”

于是,从2016年接手脱贫工作开始,周平几乎每个夜晚都是在办公室、会议室度过。基层脱贫人手紧、工作多、考核任务重,白天要下乡调研、入户走访,事务性工作繁重,很多会议被迫安排在晚上召开,工作任务很多时候要在深夜部署。琼结县的脱贫干部们有一个工作群,半夜依旧“沸腾”是常态,这个乡组织政策宣讲,在群里发一段现场视频或几张照片;那个乡的扶贫干部刚刚结束工作,拍一张墙上的钟表发到群里,和大家开玩笑说,终于可以下班了……

是的,这里的脱贫干部,没有白天和黑夜,只有干完和正在干。

2016年与2017年的公休假,周平都选择放弃,将宝贵的假期时间都用在走访农户、下乡调研、撰写脱贫材料等工作中。“总感觉时间不够用。”当初每年两个月回内地陪家人的想法,成了迟迟难以兑现的“梦想”。

长期以来,琼结的脱贫工作投入大,但效果不明显,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以开发式扶贫为主,大水漫灌,缺少系统性的精准思维。往往是政府投资筹建大型养殖厂,以项目推进带动周边百姓的脱贫,建成后由村里合作社等经营。但因为缺乏透明健全的分配机制和监督机制,经营过程中,村民并无多大收益,干多干少差别小,干好干坏不关心,项目常常是一年建、两年管、三年荒。加之西藏地区肉品市场规模有限,与内地的交通不很便利,项目同质化、雷同化、泡沫化问题明显。

周平经过一段时间的项目调研,结合过往失败经验分析,意识到原有的输血式扶贫方式必须改变。要想富,就必须挖掘当地独特的资源优势,种起琼结自己的“生钱树”,创新激励机制,让百姓真正有钱赚,主动想脱贫。

那琼结的优势资源在哪儿?周平首先想到的就是旅游。

琼结县是吐蕃王朝的故都所在,有规模宏大的藏王陵群,有西藏第一座城堡匹播城,有西藏第一个按规划建设的古村落雪巴村,旅游资源相当丰厚。周平想,脱贫产业也应从旅游资源入手,发掘旅游周边的市场潜力。

琼结县有63家民族手工业合作社,在藏服制作、藏式家具加工等领域具有很好的声望,然而这些合作社大多分布零散、设备落后,场地有限,严重制约合作社发展壮大。

多、小、散、弱,不如集结成片。用好集中优势,就能做出琼结的手工产业名片。

于是,县政府投资7000万元建设山南绿色产业园,其中产品展示厅一栋,标准厂房六栋,有配套完善的附属设施。外地游客来观光,可以集中欣赏琼结县的手工艺产品,集中带动当地百姓的手工产品销路,甚至令这个产业园成为一个重要的旅游点。

产业园从规划设计到建设实施,周平一直奔波其中。“这个项目做好的话,可以打造出琼结的旅游品牌,当时我就想,一定得尽心去做。”周平对我说。

有景点,就要有良好的住宿条件,适当的购物休闲场所,构建完整的休闲娱乐环境。周平和县领导们商议,决定建一座扶贫商贸楼,内含酒店、商场等娱乐休闲设施,让外来游客休息好,购好物,提升琼结旅游的综合体验。

但仅依靠旅游,还肯定不够。琼结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空留的土地,不用就是荒地,用好就是宝贝。于是琼结县投资1.8亿元建设千亩连片蔬菜产业园,流转下水乡唐不齐村、措杰村、拉玉乡白那村1000余亩土地,新建育苗温室、日光温室,打造山南市“菜篮子”基地;投资7000万元建设万亩经济果林带,流转下水乡、拉玉乡10000亩荒地,投资500万元建设加麻乡千亩藏中药材基地。一系列种植产业项目的实施,让资源变资产、让资金变股金、让农民变员工,琼结的百姓获得了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

引进四川同业资产管理公司建设江北新区双创园,打造1MW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建立农产品加工合作社……诸多扶贫项目的落地推广,都有着周平辛劳奔波的身影,让琼结的扶贫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琼结正逐步摘掉穷帽子,穿上富衣裳。

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扶贫产业的红利,如何分配给百姓?如果每年按固定金额分配,就会造成“养懒汉”的结果;若要差异化分配,收益差异和分配效率怎样统一起来?如何用红利分配激发百姓的内生动力、工作热情?

最终,周平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带头提出了“五分五不分”的制度——无劳动力的、身体残疾的、外出务工的、大病重病的、失地贫困户的五类人直接分红;有劳力有条件不外出务工的、不赡养老人的、不让适龄子女上学的、有违法犯罪行为的、村(居)委会按上级要求安排工作不履职的五种情况不分红。明确将产业分红与外出务工、转移就业挂钩,务工收入越高,分红越多;对感党恩教育、“四讲四爱”主题教育、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等村(居)委会按上级要求组织活动不参加的不分红。

如此,既兼顾了分红群体的特殊性和一般性,用“多挣多分”的机制破解“等靠要”、收入瞒报虚报等难题,让百姓能够自觉地多劳动、多做事,也对那些不当行为群体发挥了惩戒警示意义,这个分配制度可谓“一石多鸟”,一鸣惊人。“五分五不分”已成为琼结县扶贫产业利益联结机制的重要支撑。

“走得多了,接触得多了,自然就知道什么样的制度能够让百姓们满意,能够发挥真效果。”周平笑着说。

脚下有泥,心中有底,做出来的事才会让百姓满意,才会有意义。

2018年10月,琼结县正式宣布脱贫摘帽。入藏不到三年,周平就交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单。

在和周平的交流中,我问他是否有过动摇?动摇来到这里的信心,动摇自己坚持下去的勇气,毕竟可能要在这里奉献一生呀。

“对做的事,我从没有动摇过。因为总要有人来做,而且在这里扶贫工作很关键,做得好,感觉比在内地更有成就感。”周平认真地对我说,“但确实亏欠家人很多。尤其是妻子孩子,我作为丈夫和父亲,很不到位。”

和周平每次不经意聊到家庭,他总是会沉默一会儿。那片刻的寂静,我知道是这个湘地汉子内心的挣扎。几乎所有调藏干部都有周平这样的难处,无法兼顾家人与工作,为了西藏的发展,牺牲了家庭的幸福。调藏干部的苦,有时未必是物质环境,很多时候,是内心的愧疚,对父母,对妻儿的愧疚。因而调藏干部的伟大,不只是他们自己的奉献,更有他们家人的无私奉献。一人调藏,全家援藏,大爱无疆。

只为晋升发展,不会调藏;只为一时热血,更不会调藏。“多少有点理想情怀吧,想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这是我问他调藏感受时,他说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和《士兵突击》中许三多常说的“要做有意义的事”不谋而合。我抬头看着他,他一脸真诚地望着我微笑,那微笑纯粹而干净,令我动容……

刚到山南时,我跟当地对接的同志说,想采访一些在藏干部,让他给我推荐个名单。他想一想说,有个人你有必要见一下,你一定想和他聊聊。

“谁?”

“老阎。桑日县的副县长,现在兼着江北新区筹委会副主任。”

“老阎”有何独特之处,值得我非见不可?

“他可是我们这里的高材生,清华大学毕业的。09年毕业,直接进藏,来到山南,一直干到现在,挺不容易的。”

哦,山南还有这样的人物?这确实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说,你讲得没错,我的确很想认识一下这位“老阎”同志。

老阎名叫阎伟隆,身材微胖,体型壮硕,双目炯炯有神,走路虎虎生风。“抱歉来晚了,中午自治区有个会,一结束我就从拉萨赶过来,让您久等了。”老阎的嗓音厚重而有磁性,笑容真挚而温暖,一下就令人印象深刻。

实际上,老阎并不老,而且很年轻。

说他不老,是因为阎伟隆是一个地道的85后,如今才三十多岁,正值壮年。

然而当地人们称他“老”,是因为没想到他在这里一干就干了十年,论经历和资历的确算得上“老资格”了。加上他本就有一股超越同龄人的成熟和稳重,“老阎”之名便传开了。

阎伟隆老家在山东日照,是个地道的山东汉子,淳朴正直有韧劲。2005年离开山东老家,考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大学期间,阎伟隆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专业之外辅修哲学,拓展自己的知识眼界;积极参与各种学生活动,担任学院的学生会副主席;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创办补习班,实现“经济独立”。用他自己话说,那会儿真是挣到钱了,自己买的自行车,都是几千元的,算是自行车里的“豪车”了。

大四时,阎伟隆在港中旅实习,原本打算毕业后留下,但毕业时的一次政策动员,改变了他的人生选择。

从2008年开始,为支援西藏边疆建设,发挥高校学府人才优势,中组部从清华大学等学校选招应届毕业生前往西藏基层工作。2008年,清华大学四名学生奔赴西藏基层,在那里落地生根。阎伟隆毕业时,第二拨选招开始了。

“清华一直有这样的传统,鼓励学生到基层去服务、去历练,从校领导到老师都鼓励学生有这样的决心和抱负。”回想起自己的毕业季选择,阎伟隆微笑着说,“毕业前夕,在清华园的主干道上,在醒目的道路两侧,都会看到类似的动员标语。‘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原想着毕业后在北京朝九晚五生活的阎伟隆,被当时的氛围感染了。之前的学生工作让他知道,一些奔赴基层的师哥师姐的经历,知道他们是怎样优秀的人,有哪些动人的事迹。“我当时想,人一辈子,干事也就三四十年,总得干点有意义的事情。入藏工作肯定辛苦,但这经历很难得。自己经历过感受过,就不后悔了。”

于是,阎伟隆决定,去西藏。

这样的选择,并不容易。彼时的阎伟隆有了女友,两人读书时就是异地,女友为了他来北京工作,刚刚稳定。一旦入藏,二人面临的又是长期分离,而且相距更远,相见更难。

阎伟隆是家中独子,母亲患有腰间盘突出的老毛病,犯起病来无法下地,家中农活儿全靠父亲操持。而年迈劳积,父亲也换上骨刺之症,痛起来难以忍受。本应到父母膝前尽孝的阎伟隆,如今却要奔赴高寒之地,不但不能为父母解忧,反倒令父母为他担心。

更重要的是,此时港中旅已经要和他签订三方协议,放弃这个职位,便意味着放弃在北京发展,还有优厚的收入和体面的工作。而西藏的物质环境、生活环境与北京显然差距甚远,这样的选择让他的很多朋友都不理解。

但阎伟隆还是决定听从内心的召唤,渴望到“广阔天地”有一番作为。人生几十年,还是想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决心已定,阎伟隆整装出发,去西藏!

去西藏,下基层,做贡献。然而真到了西藏的基层,并非谁都能迅速适应的。

阎伟隆被安排在山南市桑日县桑日镇。刚到这里,第一个困难就出现了。

阎伟隆刚入藏时先到拉萨,看到同期留在拉萨的小伙伴们的住宿条件——单元楼,有床铺、灶具、桌椅、电视,设施完备齐全。阎伟隆想着既然一批入藏,这样的住宿条件应该是标配,山南条件虽不如拉萨,但也不会差太多。

然而到了山南,阎伟隆却傻眼了,自己的房子居然是一个极其简陋的土坯房。

“房间里什么也没有,连床都没有,条件非常简陋。我的桌子是后来单位特殊照顾给配的;我的床,是县委组织部长送的一张旧铁架床。结果因为自己重,后来还给压塌了。”回想起刚到山南时的场景,阎伟隆苦笑着说,“那时候真体会到啥是荒凉了。”

阎伟隆在土坯房里住了很久,直到后来土坯房因太过残破被拆掉,他又被安排到当地招待所去住,但条件并没有好到哪里。“地板都是翘起的,墙皮大部分脱落,用的灯是那种很老式的钨丝灯泡。基本上就是当地老百姓十几二十几元住的地方。到了冬季,电力供应不上,几乎每个月都会停电一周。”

从阎伟隆的讲述里,可以想见他当时的生活环境有多艰苦,其间略去的心酸苦楚,独自坚守的细节,只有他自己知道。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大学生,从那么好的环境一下来到这么艰苦的地方,说没有落差是假的。“但这是我选择的路,没啥后悔的。而且现在山南变化这么大,我是真正的体验者和见证者。”阎伟隆说。

条件的艰苦,可以快速克服,但身体的反应,却要慢慢适应。基层组织,人少事繁,刚来的阎伟隆,大事小情都要参与。白天上山下乡,去村里走访,晚上点灯熬油,抓紧弄文件写材料。高海拔的缺氧环境加上紧张的工作节奏,让阎伟隆身体有很长时间不适应。

阎伟隆当时作为镇干部,有定点联系的村子,俗称“包村”。他包的村子叫洛村,当地百姓夏季放牛,要到山头的牧场,牧场看去不远,却得翻越几座大山。有一年,几户牧民的五头牦牛在山顶上吃草,竟被雷劈死。一头牦牛一万多,百姓心痛不已。好在当地的牦牛都上过保险,镇长带着阎伟隆,一大早就赶往事故现场进行理赔处理。

“我和镇长一大早就出发,因为路不好走,我们得徒步过去。到那里得翻过两个山头,结果翻过第一个山就感觉快不行了,脚真的是一点都迈不动了。”阎伟隆笑着说,“这在内地根本就算不上多远,但我那天真是累到快无法呼吸了。一大早出发,下午五六点钟才到那里,真正体验到了高原严重缺氧是啥滋味。”

但艰苦的生活条件,恶劣的生活环境,并没有让阎伟隆打退堂鼓,反而更让他坚定要干出点事来的决心。依凭自己的努力与诚恳,阎伟隆进步很快,2012年便当上桑日镇镇长。一镇之长,责任不小,如何让桑日镇的百姓收入更多,日子过得更好,成为阎伟隆日思夜想的事。

桑日镇出藏鸡,肉质好,营养高,天然无公害,很有市场潜力。然而之前的政府部门未能进行合理规划,百姓从政府手中购得低价鸡苗,结果到出栏时,出栏的数量太多,卖不掉,自己吃又吃不了,养殖户们很着急,便来找他想出路。

当时阎伟隆刚上任,看着百姓们焦急的状态,自己也心急如焚。藏鸡养殖,饲耗占成本大头,一天卖不出,就多一天的成本。可是当地藏鸡市场就那么大,作为一镇之长,只能硬着头皮想办法。于是这位刚上任的阎镇长,转身为推销员,印了两沓名片,亲自前往拉萨,推销桑日藏鸡。

推销之路,充满艰辛。“‘闭门羹’是常吃的,白眼是常有的。菜市场都算好的,你去推销,往往还比较客气地回绝。有一次去饭店推销,干脆给人家撵出来了,还洒我一盆水。那过程真是心酸得很。”阎伟隆苦笑着说,“但必须忍着,毕竟百姓们都指望你呢,还得一家一家去问,去试。”

好在结果再辛苦也值得。一番艰难的推销之旅,一万多只藏鸡顺利销出,阎伟隆完成了百姓的期待。更重要的是,阎伟隆在推销过程中加深了对藏鸡养殖和藏鸡市场的理解。他意识到,藏鸡养殖必须有明晰的市场规划,不能盲目散养,而且必须打造自身的品牌,形成自己的市场优势。

阎伟隆首先联系到一家拉萨企业,与其签订协议,形成订单养殖机制。企业提供鸡苗让百姓来养,养成后企业收购,桑日镇的百姓不必再担心无市场,卖不掉。

解决了销路问题,接下来就要开创自己的品牌。阎伟隆马不停蹄地联系清华大学分析中心和中国农业大学,为藏鸡蛋和藏鸡肉的营养成分做实验分析,确认其营养价值,同时抓紧设计注册“藏家情”品牌商标,创立桑日镇自己的品牌。他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为产品设计制作不同规格的包装,努力为桑日藏鸡做市场推广,建设了2座可容纳近2万余只鸡的标准化鸡舍。结果,当年桑日镇的藏鸡蛋就供不应求,年收入近30万元,户均增收4000余元。“当时感觉入藏三年,确实给百姓做了点实事,虽然有很多辛苦和心酸,但还是甜蜜的。”阎伟隆说。

桑日藏鸡的经验,让阎伟隆体会到了特色产业项目对百姓生活的重要价值,也让他萌生开发更多项目的想法。

西藏风沙大,生态环境恶劣,为防风固沙、涵养水源,往往需要种植柳树等植被。阎伟隆想,桑日有大片土地植树种草,要是能种些有经济效益的树木,岂不是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充分结合起来了?这么一想,他便决定在桑日镇发展木本经济。

有了思路,种什么就成了关键。西藏地处高原,早晚温差大,冬季又有大风,一般植物很难存活。思来想去,他便想到了葡萄。

西藏昌都有葡萄种植产业,但山南地区没有葡萄种植经验,能否种成,尤其在户外集中连片做产业发展,他心里并没有底。

葡萄种植先后试验三年,栽种十几亩,探索种植经验与可行性,最终发现,葡萄种植可以进行大面积推广,现有技术条件可以支撑产业化种植。2016年,阎伟隆当上桑日县副县长,便将原来十几亩扩展到1000亩,牵头组织各方面力量和专家培育了世界海拔最高的千亩葡萄园。阎伟隆邀请云南迪庆的一家企业来承包经营,政府参股分红,同时带动周边村子百姓就业,两个村子每年收入百万的利润。一位村子里的老奶奶,60多岁,告诉阎伟隆她做梦也没想到,一年能赚8000块钱。“她当时开心激动的样子,我现在还历历在目,觉得自己做的事很值。”阎伟隆说。

如今阎伟隆被调到江北新区做筹委会副主任,这片全新打造的新兴区域,将作为拉萨山南一体化发展的一个承接区,通过高等级公路、特色城镇、产业基地、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打造,为西藏脱贫攻坚、特色产业发展提供样板区域,带动拉萨和山南的整体协调发展。“2016年从县里调过来,一直在忙这个事,从开发设计到项目谈判,都要参与,但很多时候还是要和村镇打交道。”阎伟隆笑着说,“虽说调到江北新区离开了县里的工作,但我觉得始终还在做基层的事,和一线的干部群众交流,很熟悉,很踏实。”

十年的岁月,阎伟隆用行动践行了“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句母校的教诲。“就是想在基层多做些事,趁着自己有干劲,还年轻。”阎伟隆字句铿锵,说得自豪而坚定。

几天时间的走访交流,让我对西藏这片土地有了更深的理解。很多人向往这片高原,追寻的未必是独特的天光美景、风土人情,更可能是一种心灵的涤荡与灵魂的觉醒,因为这是一片圣洁的土地。可这片高原何以这般圣洁,我想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但在我看来,这片圣洁里包含着无私无畏的坚强、不畏艰苦的奉献以及心怀祖国的赤诚。西藏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支持,而一批批援藏干部、调藏干部、高校学子等持之以恒、不计回报的付出,让这片土地充满发展生机的同时,也充满更圣洁的光芒。他们身上有一种鲜明的共性,那就是纯粹。纯粹的奉献精神,纯粹想为百姓做些事的决心,是有着鲜明理想底色的纯粹。从这份纯粹里,我看到了人之为人的可贵与可爱,看到了就在我们身边的感动与伟大。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在这地球第三极上构筑起伟岸的精神高地,成为穿越历史的永恒丰碑。

致敬,这片雪域高原上洁净的灵魂!

致敬,这群值得被铭记的纯粹的人! 

作者简介

王子潇,辽宁沈阳人 ,现居北京。青年作家。曾发表《留住手书的味道》《细节里看民心》《让口味杂一点》《龙宫调》等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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