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历代统治者都善于利用头饰来构建文化身份以及表达权力或拉拢其他政治人物，更是维持新的君臣关系和政治秩序的重要手段,与政治局势的变化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唐朝初期从武德贞观年间开始,流行了“平头小样”、”魏王踣样”、”花搭耳帽子”、”赵公浑脱帽”等形态各异的头饰。从这些头饰的不断变化中，似乎可以感受到政治的不断更替所带来的影响。

一、“武家诸王样”背后的政治意图

武则天登基为帝后,为了稳固她的政权推广了“武家诸王样”的头饰,这也体现出她想要”武姓诸王”能够掌控整个朝堂的目的。这种形式也起到了建立稳固的君臣关系和协调政治秩序的作用。中宗李显重新即位后,改变了过去流行的样式颁布了“英王踣样”,这有利于树立他的政治权威，并且在重建李唐政权上有重大意义。从唐代头饰在不同统治者时期的改变,也可以看出唐朝政治上的暗潮汹涌。

“武家诸王样”在武则天称帝、诸武封建为王之后，推行给百官。如此举动，同武家权势的获得息息相关。武则天早年与自己本家关系并不融洽，武家诸王的声誉、名望也皆为下等。然而，要想彻底割断李唐王朝的统治基础，武姓本家则成为武则天所能援引的核心力量。即便“武家诸王”的政治才能不高，但武则天还是在不断地形塑武家诸王的地位和形象。

不过，在时人的眼里，武家诸王的表现与武则天意图塑造的形象，其实存在着某种“视觉差”。尽管大多数武家诸王在时人的描述中，均是以不受肯定的形象出现，如武承嗣、武三思之酷忍残暴、徇私舞弊等。但武氏家族利用“舆服”符号对自己的包装却是全方位的。

二、帽样更替的内涵

1、宣誓主权

“武家诸王样”特冠以“武姓”，颁行于天授二年武则天即位后不久。抛开头饰塑造形象的角度，武则天将“武家诸王样”赐给群臣，恐怕尚有通过威权改变臣僚“头顶景观”的意味，旨在塑造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和君臣关系。诸王样的“高”，也一定表明其“异”于当时流行的样式，从而成为“武家”的特有符号之一。它可能与位阶的高低无关，而是用以昭示一个新的政治秩序的来临。

并且，百官也是以接受此一“符号”来宣示臣服于武氏集团，从而形成武周一朝以武氏为中心的新的政治秩序和君臣关系。文明元年武则天欲封武氏亲族为王而不得，而将诸武的帽样推行更是大费周折。帽样的推行，是在武则天称帝的背景下，权力由上至下渗透的手段，无疑是一种独特的权威宣示方式。

武周政权随着神龙政变，又改头换面，重归李唐。五王登台的同时，武家各族也遭到了打压。朝廷中封建势力的矛盾在神龙元年开始爆发出来，集中反映了当时几股政治势力瓜分权力的诉求。神龙政局呈现出复杂的形势。

2、巩固皇权

中宗复位，在神龙元年二月重申“京文武官五品以上，依旧式佩鱼袋”，再次通过佩饰，塑造统一秩序的视觉镜像。唐代不少文献都可证明，鱼乃鲤，鲤即李。从龟符再变为鱼符，意味着政权从“武姓”向“李姓”回归，也许正是以这种看似不经意的“视觉变化”，向百官昭示了李唐复国的政治变动。

在当时的局势下中宗在朝中的势力微乎其微，想要坐稳皇帝的位置就只能妥协于尚存的武氏势力与新兴的后族势力。

那么，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之下，唐中宗自然也会用新的面貌来面对新的政权。虽然“武家诸王样”已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但由于统治者的更迭，具有代表色彩的头饰幞头自然也随之改变。唐中宗在景龙四年三月正式采取了更换新帽样的举措。他在宫内宴会的场合，赏赐大臣名为“内样巾子”的头饰。

他为亲王时经常佩戴这种巾子，因此叫做“英王踣样”，以他的爵位来命名这种饰物。有趣的是英王踣样比武则天时期的武家诸王样还要高，是巧合还是有意高过武则天家族就使人浮想联翩。

但由于中宗在位时间实在太短，并且英王踣样上面分成左右两瓣如球状，而“踣”又有颠覆的意味，而且唐中宗就是被自己的女儿和妻子合谋毒死的，因此人们认为这种头饰也是不详之物所以很快抛弃了这种形式的头饰。在特殊的时局之下头饰也被赋予了独特的政治意义。

据《新唐书》记载，中宗曾特意“赐宰臣宗楚客等巾子样”。赐予就代表着臣子需要服从，而宗楚客又站在武家势力这边，中宗这样的举动似乎别有深意。

如果从维护君臣关系和稳定政治秩序的角度看，武则天通过赐予臣子“武家诸王样”来稳固君臣关系。所以中宗重登帝位，重新建李唐王朝时，当然会努力打破这种带有“武家”烙印的关系和秩序。头饰变动反映了中宗想要通过社会风貌的变化，建立一种属于自己的符号以及达到政治统治的意图。

表面看似是在改变审美上的差异，其实更深刻的意图可能是在争夺头饰上的控制权，进而努力塑造新的视觉秩序和君臣关系。而且纵观当时朝廷大局，中宗赐样的举动也可看作是中宗巩固皇权的手段。

三、头饰后隐藏的真正目的

1、掌握主导地位

随着唐隆政变，太平公主、李隆基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玄宗一朝又开始推行名为”长脚罗幞头”的新头饰,这是为了对权臣张说的头饰做出改变,这一行为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君臣之间的微妙关系。按上引《封氏闻见记》称“开元中，燕公张说，当朝文伯”。开元中为约略时间，或指开元十一年张说升任中书令至十六年致仕之间的某段时期。“冠服以儒者自处”，当指张说集贤殿学士的身份。

当张说着装“冠服以儒者自处”时，玄宗就“嫌其异己”，转而要赐张说“内样巾子”。这种举措，与开元十三年以来玄宗在行政系统中对张说的限制，有其内在的一致性。直至“燕公服之入谢”，玄宗才“大悦”，并以此为契机，“命令内外官僚百姓并依此服”。如是命令，毫无疑问也是在要求臣僚顺从，宣示帝王的权威。

事实上，针对张说着装的限制，只是开元政局中玄宗对宰相种种限制的一个缩影。如果说张说的特殊头饰在于塑造一种“文化身份”，那么，玄宗之长脚罗幞头，或可视为对此类奇装异服的反制：一方面以统一的装扮压制立异者，使之丧失特殊性；另一方面则是以统治者的威权去干预品位，也就是要争夺服饰文化的表现权。

2、体现权力所在

中晚唐显著的政治现象宦官权力增长，太监专权是中晚唐一种显著的政治现象，鱼朝恩更是臭名昭著。唐朝晚期又开始流行”山子军容头”,这是宦官常用的头饰，这也明显表现了宦官势力所在。《新唐书》说，从唐穆宗开始，一直到唐昭宗，这八个皇帝，“为宦官所立者七君”。

《朱子语类》云：唐人幞头，初止以纱为之，后以其软，遂斫木作一山子在前衬起，名曰“军容头”。其说以为起于鱼朝恩，一时人争效。士大夫欲为幞头，则曰：“为我斫一军容头来。”及朝恩被诛，人以为语谶。

宦官与皇帝、外廷官僚之间最激烈的冲突，表现为唐文宗太和年间的“甘露之变”。武宗上台以后，治仇仕良、鱼弘志之罪，元和以来宦官操纵政局的情况有所改变。不过，宣宗大中初期，又扶持新的宦官群体，致使宦官重掌军政要职。大中中期，新兴权阉飞扬跋扈，宣宗又开始利用外朝官僚限制宦官权势。至是南衙北司的斗争，有如水火。直至唐亡，宦官操纵中枢政局的时代才彻底结束。

权力与服饰之间的联系，也能体现出是社会关系和政治之间的联系，大臣需要对君主绝对的服从。体现服从关系的第一步，就是大臣必须穿着君主实行的头饰。所以历朝历代的第一任统治者需要制定的重要国策之一就是根据所属天命、德运更改服饰色彩图案，然后强制推行。

服饰的赏赐是维护君臣关系的重要手段。那些被推行的服饰极具时代特点，彰显了皇权统治时代的统治者权威以及个人的荣耀。服饰的不断更替与不同时期的社会风气息息相关。但服饰除了是日常生活中特色的体现，也能够表达政治的寄托，也是掌权者们的工具。

事实上服饰的改革也是政治的改革，也许与统治者的变动相比服饰的变动微不足道。不过服饰往往是最直观体现。幞头样式与流行趋势在唐代政治演进过程中的微妙变化，从某个侧面也反映了政治人物之间不断演变的历程。新头饰的推行除了营造了新的视觉感受，亦是不同的政治人物在政治改革时期做出的最直观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