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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国立 | 1918年,中国是如何挺过疫情的?

1918年世界大流感之疫情,无疑创造自黑死病以来单独一场疫病损失人口最多的记录。据英国《泰晤士报》报导,1918年9月到12月,欧洲就死了600万人。而全球在这波疫情中,“至少”有2000多万人因此殒命,至多则是杀死一亿多人。由于当时没有检验微生物的器具,故无法精准地判断死亡人数,一般认为实际的死亡人数,绝对比账面上的统计数字更多。那么,在这波全球疫情大流行中,中国是如何挺过来的?

皮国立 | 1918年,中国是如何挺过疫情的?

1918 年在美国Fort Riley军营医院里患流行病毒感冒的军人

疾病史自有其脉络与轨迹,对于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们,可能多不知道1918年的全球大流感疫情,对中国疾病史的意义。那年,对中国而言是个不平静的一年。上半年初,延续着去年的瘟疫,北从山西,延伸至北京、天津,南至南京一带,都受到了肺鼠疫的侵袭。这场肺鼠疫,在当年的4月初消散,家住山西太原的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记载,1918年2月5日:“省城戒严,藉名防疫,断绝交通。”当时防堵肺鼠疫扩散的方法就是断绝交通,以阻止人群进行大范围的移动。到了4月10日,日记已记载防疫工作告一段落,人民往来与交通都转趋便利,这和报纸所刊载之各地鼠疫疫情之退散,是一致的。至于流感疫情呢?

首波疫情爆发之情况

有研究认为全球大流感之病源起自中国,但在当时还无法分析“病毒”的年代,这样的判断有失武断。因为在1918年2月,美国本土已有流感疫情,3、4月间,流感更是从“一个军营跳过一个军营”的扩散开来。至于中国的流感疫情从何时、何处开始爆发?由于当时信息流通不若今日方便,所以只能依据文献资料来说话。目前看起来,中国的流感疫情爆发应该是从当年5月底开始,从北方,包括长春、天津、北京开始,再逐渐往南扩散至上海等地。

5月底在东北长春地区,有一家机器面粉工厂,传出工人罹患头痛发热之症,传染力甚强,“十居八九呻吟痛苦”,无法工作。在该地的日本警察已有防备,将罹病之人用红印盖胸或头,以资区别。而中国的警察厅厅长也想办法降低疫情冲击,并展开所属管区内的疾病调查。在天津的状况,则是北洋防疫处很快掌握疫情,发出告示:“查津埠近来因时令不正,发生一种流行性感冒之症,感染者甚众。虽此症无甚危险,要不可不慎为防范。”并通告尽量不要和病人接触,民众自身要注意调节冷暖,如有病状发生,可至北洋防疫处陈述病情并加以治疗,不可“观望自误”。至于上海的疫情,则是罹病之人呈现“足软头晕、身热咳呛”的状态,但症状都很轻微,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处长史丹莱(Authur Stanley)医官在6月6日确认这波疫情就是流感,而且与北方所流行的疫症相同。随着疫情扩大,报纸宣称各机关员工几乎都有半数以上染病,人力不敷使用,电车的班次因而停驶或缩减而停驶,甚至许多卖票员、司机都罹病了,发生找外行人来代班,结果发生电车事故的意外。

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全国的疫情都一起爆发,包括两湖、广东地区都出现类似病症,其特点就是传染速度极快,但死亡率很低。江苏的镇江在6月时也爆发疫情,染病病患“周身骨痛头晕发热”,据报此病传染速度惊人,“城乡居民男女患病者亦几三分之一”,幸好病情不严重,甚至可“勿药霍然矣”。两湖地区的疫情与今日颇有可比之处。当时该地区有兵灾、有水灾,冲淡了人们对流感的戒心。6月初,长沙地区约有2000名兵士罹疫,全部挤到汉口来看医生,这种没有控管的跨区人口移动,很容易导致疫情的扩散。这些士兵罹患的症状多为“骨痿及腹痛、牙痛、喉痛”,当地军医也无法处理,陆军部军医司准备了大批防疫药品,准备运往汉口;而观“骨痿”与“牙痛”显然不是流感的主症状,只有前者可能是指罹疫后所呈现之身体虚弱、无法正常行动的状态。更有可能的是,这些病兵有罹患各种疾病的状况,但是报纸报导时却没有加以区分,甚至缺乏相关检验技术,医生也无法分辨其疾病,当然无法采取有效的隔离,只能任由病患跨区域移动。邻近之武昌,随后也难逃疫病袭击,幸好并不严重,只是谣言四起,有人说是河流中的尸水导致,又说是吃太多苋菜或豆腐罹病,众说纷纭、弄得人心惶惶。这是大疫中常有之现象,官方应及时公布最科学和最公开的讯息让民众知道,这是一种必要之普及科学教育,当时的时空背景难以达到,但武昌一地之警务处处长颇有积极作为,要求警察严格取缔贩卖腐败食物的摊商,还取缔散播谣言者,并发布消息希望当地各慈善团体要一同开会,研究防疫办法,研制防疫药水、药丸,以供民众服用。

第一波疫情到了当年7月,基本上可以说已经趋缓,但并非完全消失。当时在报上仍有一些地区有零星疫病记载,包括中国南方的嘉兴、镇江、杭州等地,也可能是疫情局限在这几个地区,没有扩散,故未受全国关注,也未记载官方有更积极的作为或防范措施,这是一大失策。因为传染病的病毒会变异,特别是从全球流感史可以看出,第二波疫情来袭时,通常更加严重。

第二波疫情爆发至消散

至9月底10月初,疫情再度从南方爆发,并在当月中旬传到北方。在中国南方,疫情似较北方更严重,政府的应变能力也较北方逊色。京、津地区在上半年已经过一场肺鼠疫的洗礼,整个防疫机制与政府的动员能力都展现出来,也可能是京、津为当时的政治中心,所以政府官员似乎比接下来要探讨的南方官员反应来得更为积极。根据报载指出:“北洋防疫处处长刘韵波,以现在外间发生时疫,召集医务、技术、检疫各科长开会研究,据各科长云,因近来空气不洁所致,而西医称此疾为轻毒传染流行病,惟老人素有心肺病者,染之最为危险。当即派人员赴各区检查各客栈之旅客,倘有受此种疾病者,随时医治;遇病势危险者,即抬送就近防疫医院以防传染。”北洋政府内务部有关防疫工作的指示也不少,内务部迅速发文各机关查照,在办公处或居住地方喷洒避瘟的各式药物,北京前门东、西两大车站也开始实行防疫、管控出入与往来商旅。而官方也积极联系媒体、地方仕绅、乃至动员罪犯,扩散清洁卫生的知识与行动,共同扑灭疫情。在那个时代的防疫官员能做到迅速检疫、救治、隔离,已非常不容易。离开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其他北方地区,状况则不甚理想。在奉天的几个乡镇,有人逃出并散播消息,说是:“乡间时疫之猖獗,甚属可怕,因患是症而死者,每屯每日均不下十余人。”因此,进城买棺材的人络绎不绝,城内大小棺材店铺所售之棺材,都已售罄,可见时疫相当严重。至于在省城则大概死了300多人,报上分析认为,染病而死的人尤以下层社会居多,因为这些人比较不讲卫生。河南省也是疫情的重灾区,报载南阳大疫成灾,棺材已供不应求,须先行订做;另外像是办理丧事会用到的白布,也被一扫而空,迫不得已,丧家只好以“麻纸”代替,乡间更出现“白布满村”的骇人景象,据当地人表示,大约已有2成的人死亡。

南方的疫情,则主要集中在江苏和浙江一带。例如报载江苏松江区:“松邑自入秋以来发现一种轻流行病,虽无大害,而传播极速,近日传染更甚,亦有因而死亡者。闻乡间更较城市为多。”许多乡间民众前往城市买药,往往携带十几张方子,涌进城中药铺大量采购;而城中药铺无不大发利市,海捞一笔。浙江省也发生了较为集中的疫情,而且更加严重。例如报载:“绍属上虞乡,入秋以来发现一种最剧烈之时疫。初起时类似伤风,如带咳嗽,命尚可延,否则一经腹泻,旋即毙命。地方苦无良医,又无病院,若遇此症,坐以待亡,甚至一村之中十室九家,一家之人,十人九死,贫苦之户最居多数,哭声相应,惨不忍闻。盖自发现是疫以来,死亡人数已占百分之十,棺木石板所售一空,枕尸待装不知其数。”这是当年流感疫情最严重的时刻,若真是死亡人数超过当地总人数的10%,当比武汉发生的新型肺炎死亡率更高。嘉兴南乡一带的疫情也是“十有九死”,这两地都缺乏政府官员关注,官方也未有积极的防疫举措。一如浙江湖州、安徽芜湖一带的疫情被揭露,不是因为政府告知媒体,而是疫病使得当地民众纷纷逃离疫区,消息才遍传全国。相对的,在北方就没有爆发民众逃离疫区的行为。

而正如报纸报导,这次疫情在医疗资源较为充足的大城市,死亡率较低,而在南方的乡间,医疗资源不足,加上政府力量又鞭长莫及,只能任民众自行去面对瘟疫,只能靠慈善团体和地方同乡会的力量。例如红十字会的临时医院在9月底已经成立,绍兴旅沪同乡会在疫情逐渐转趋严重时,开始出钱招募医生,施医给药并捐赠棺木,还与红十字会密切联系,成立几支临时的医疗队伍,深入各乡村治疫,上海济生会同样派员携带药品前往疫区救治。地方官员若真有一些贡献,仅是在陪同视察、维护秩序与协调方面,此外,各医疗队伍会请地方官员行文布告,告知民众救疫的临时医院就设置于乡镇内的义学中,施行免费的诊治与给药;各公所、村庄皆黏贴布告,通告如果有新发现瘟疫爆发的地点,要立刻通报红十字会医疗队,以便进行救治。医队并请各乡之自治会派人讲论善后的卫生之方法,希望能完全杜绝疫情的扩散。南方疫情虽较北方严重,但幸亏同乡会的居中协调,与官方、慈善团体建立起良好关系,共同扑灭疫情,否则情况必定不堪设想。

此外,它们还显示了,即使拥有有效的医疗资源,也要有整合的力量和机制,并让民众有知道、熟悉疫情之管道,在没有网络、手机的时代,同乡会的热心联系,缓解了信息沟通不良的缺失。

当年12月之后,渐渐进入严冬,中国北方下起了大雪,流感疫情渐渐趋缓。

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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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

对于这波流感之疫情,笔者认为中国的疫情并不如西方社会来得严重。可以从这样的对比来观察。中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1888-1985)回忆,在1918年大战将露结束之契机时,他不能去巴黎参加和会的原因,除了美国的外交奥援,让他必须停留在华盛顿外,还有一个也许是更为重要的理由,即顾的妻子被大流感夺去了生命。他说:“1918年10月,我妻病故。当时正在流行西班牙流感,她成了牺牲品。她的去世对我不仅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也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她患病后仅几天便死去,留下两个孩子,一个一岁、一个两岁。据我记忆,那次流感相当可怖。驻华盛顿的其他外交使团也罹此厄运。西班牙武官在为日本武官送葬后的四天之内亦死于同病。在我的使馆内,三秘夫人和二秘之子也都在十天之内死去。流感如此猖獗,以至为死者寻求棺木亦成难事。妻子的去世打乱了我小家庭的安宁。而那两位职员的悲伤则使整个使馆的气氛极为消沉。”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感受出这桩悲剧,但必须注意顾的妻子是在美国死去,那是在流感非常严重的异乡。

另一个反差的例子,回到中国来看,精研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专家萧公权(1897-1981)则幸运逃过一劫,他说:“民国七年六月我在青年会中学毕业。那一年春末夏初,蔓延全球,死人无算的流行感冒病症(influenza)传到了上海,我也染上了。在大考前的星期四下午感觉不适,星期五勉强上课,到了晚上便不能支持而病倒了。当时认为是平常的“重伤风”。同学好心给我饭食,都不能下咽,只是口渴,大喝冷水。卧床三天之后,勉强能够起身。虽然全身酸痛,却喜无碍动作。到了星期一我居然能够去应毕业考试。这个险症我竟糊里糊涂地熬过去了。这可说是“勿药有喜”,也许是命不该绝。萧说的“重伤风”一词,在中文意义中不过就是比较严重的感冒,它并未给人一种致命、恐怖的感受,况且萧不但未求助任何中西医,还靠着自己多休息、多喝水而康复了。这或许是两个极为巧合的例子?但其实对比美国疫情爆发之初,中国对罹患流感的人,其描述仍多以传统中国医学外感热病之话语,例如重伤风、寒热、时症、咳嗽或脚软、骨痛等轻微神经症状来描述;而美国在流感疫情爆发之初,许多医生即观察到病人吐血、咳血、五官出血等症状,而且很多描述身体发青、紫等缺氧,最后窒息之状态;欧美患者最后多是因并发肺炎而死,而中国呢?一般症状都较为轻微,而死亡者多为缺医少药而导致,极少资料显示是医治无效。

除了中西医解释上的差异外,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病人的外显症状比较轻微,而美国的流感多引发肺炎与败血症,死亡率更高。同样一个时期流行的病毒,为何有如此巨大的差异,笔者认为当时中国主要的医疗力量仍是比较占多数的中医,西医还是比较少的。在抗菌抗病毒药物出现以前,中医治疗发烧和感染的技术,不会输给西医,但这样的推论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支持。

分析1918年大疫中官方力量之投入,显然有南北差异。北方官员的应变能力与举措,已有一定的水平,但南方乡镇则没有太多政府资源可供求助。一般来说,红十字会、中国济生会这样的团体,原本都将施济的对象设定为受天灾、兵灾的人民,而不是罹患流感的病患。但这次疫情,明显因为地方同乡会、仕绅的居中联系,促使具有医疗能力的慈善团体派出数支医疗队伍驰援,不然后果更加不堪设想。

在那个时代,临时性的医疗增援与支持系统不足,医师应变的能力也不足。刘大鹏在6月20日的《退想斋日记》就写到:“瘟疫流行,医家甚忙。而目前庸医不能治病,且能藉医牟利,无钱即不往医。”中西医医治流感之技术与能力,参差不齐,没有能力的人,甚至是底层民众,比较无法获得合理的医疗对待,常常坐以待毙,这都是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应该设计更多可以临时抽调的医疗人力,这里面绝对包括中医,中西医的整合与分工,应该平日就要确立紧急运作之模式,才不会在疫情爆发时,让病患陷入无医可治的窘境。这些讯息透露一定要及时且透明,用事实报导疫情,让全国各卫生负责单位有应变的时间,才能有效处理疫情。

作者为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出版过《医通中西——唐宗海与近代中医危机》、《台湾日日新——当中药碰上西药》、《近代中医的身体与思想转型——唐宗海与中西医汇通时代》等著作。

本文原载“澎湃新闻”(2020-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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