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贾樟柯发现了赵涛，不如说他发现了女性的另一种真实的激情和美——这是我们曾经忽略了的沉默的美，平实但决不庸俗。

我们约好在北京永安里的五星级酒店和乔丽致见面，我没有想象过她，在我心里，她就是《站台》里纤细敏感的尹瑞娟，是《任逍遥》里倔强的巧巧，是《世界》里的赵小涛，以及，是《三峡好人》里千里寻夫的孤苦女人。我在走廊等她，电梯里出来两个时髦女孩，我们擦肩而过，我想着去接电影里那样的赵涛，却听见错过的女孩在念叨我的房间号。后来，在戛纳，赵涛回答新浪娱乐有关她生活中看上去和电影中有一定区别的问题时也说到这件事，“比如我和《优雅》杂志编辑约了拍照，我从她面前走过去，她都没有认出我来。后来，看到我，特别惊讶说你就是赵涛，怎么和电影里那么不一样啊！”

是这样的，她比起电影里和网络上的照片里小了不止一号，娇小纤细，当然，也更漂亮。

电影，一种遥远的乌托邦，重新唤起了她表达生命的欲望。

1999年9月底，22岁的女教师赵涛正在给学生们上例行的舞蹈课。一群不速之客拥到了她的教室，听说，他们是来选拔一个会跳舞的女孩来做影片的演员。几年前，还在北京舞蹈学院上学的时候，经常有人拦住舞蹈学院的学生说:“我要拍个电视剧，我给你拍几张照片。”赵涛们一般都回答“很好，可以”。因为都希望有些这样的机会。可是好像经历了十几次，也没有一次成功，所以赵涛说“我对拍电影电视剧什么的也无所谓了”。

赵涛并没有感到吃惊，她让班上穿着练功服的女孩子一字排开，一个一个轮着跳舞。中途她让她们停下，对她们说，要学会用感情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她的话十分简短，随后安静地退回原处。她不知道有一个人静静站在副导演陶军的后面，把这一切事无巨细地收在眼底。

当然她也不知道，那个人，就是后来在第六代导演中声名显赫的贾樟柯。

她当时并不知道貌似平静的贾樟柯心中涌起的波澜：这个年轻文弱的女教师，如此削瘦，如此沉默，他觉得她特别象上世纪70年代末里照相馆橱窗里的那些女孩子，这与他心目中的《站台》的尹瑞娟，竟然一模一样。他为这样的发现，感到又惊又喜。在此之前，他已经花了大半年的时间，走了山西的许多地方，面试过了许多专业和非专业的女演员。到后来，贾樟柯对这个角色的选拔，甚至有些灰心。

而那时候，赵涛没听说导演贾樟柯的名字。“太原这样的小地方，更加文化性的东西没有，顶多看看电影已经很奢侈了，而且看的东西都是一些什么美国大片，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的艺术电影什么样子，我对艺术电影也没有任何概念，所以导演见我的时候，觉得我不相信他。于是，他还给我带了很多报道他电影的杂志，说他拍的《小武》成功了，指着照片说：‘这就是我，这就是我！’”

生活有时候，的确会呈现出强烈的戏剧性。

后来《站台》，在2000年的秋天的威尼斯影展上大放异彩，而赵涛在《站台》扮演的女主角之一尹瑞娟，以节制、从容的气质，卓而不群。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机缘巧合”吧，贾樟柯后来说。

她迟到了半个小时，她一进门就跟每个工作人员道歉。她化妆的时候，仔细跟化妆师询问使用的产品和使用技巧，她说：“后天去戛纳，我得自己化妆，不能再让老外给我化了，每一次老外给我化的都巨难看。”她对底妆很讲究，认为清透自然的肤质很重要。她拒绝过浓的妆，也喜欢自然垂顺的长直发。拍外景了，她会很仔细照顾旁边的人，过街时会扶一下你的手臂，下楼梯会转头提醒你说要小心，吃她建议的川菜她会对我这个四川人说“不好意思，让四川人到北京还吃川菜”，她吃得很少，使劲喝酸梅汤，很体贴地为摄影师点了五香猪蹄却犹豫着该不该尝一块。她分明就是我们身边的女友，柔和，让人觉得舒服。

孤僻和沉默的青春

在太原钢铁厂里长大的她，从小淘气得象个男孩，爬树，爬房梁，玩得不亦乐乎。父亲是个性格刚烈倔强的山西汉子，对这个淘气的女儿宠爱有加。赵涛在过去，对于舞蹈有着一种热爱和宿命的顺从。

小时候看过漂亮的姐姐们在舞台上跳舞。灯光明灭，霓裳艳影，她认为那就是美的。她的理想和愿望，来得简单。那段时间，她常常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透过窗户看外面的世界，“我太静了，可以一看一下午。”那个时候，赵涛认为自己是孤独的，淘气的男孩不见了，一个孤独的少女面对着自己的青春和成长的烦恼，她学着思考，她品味着孤独，“我没有什么朋友，可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孤独教给我的思考方式对我后来在电影中演绎人物有很大的帮助”。

13岁的时候，在一次和老师的剧烈冲突中，倔强的她毅然决然地办理了退学手续，报考了山西戏剧学校，学习从小就喜欢的舞蹈。

用赵涛的话来说，父亲的性格“太刚了”，这一次他显然无法容忍女儿如此忤逆，竟然走上类似于“戏子”的道路。从而在很长的时间内，父女俩无法对话，形如陌路。在六年的艺校生涯中，青春的躁动与舞蹈的枯燥艰难，无时无刻不压迫着赵涛，使得小女孩变得更为孤僻和沉默。“那些日子我只觉得压抑得透不过气来。”

然而学习舞蹈的经历更是直接地帮助了赵涛成为演员，“面对镜头不会胆怯，会有直接而自然的表现欲，我走位能更准确，把握动作的节奏更准确”。当然，这是后话，而在艺校的日子，并不是鲜花和掌声。

关于那场剧烈冲突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了。几个外校的男孩子前来学校找她商量舞蹈排练，却意外使她蒙上“早恋”的冤屈。老师因此把她带到办公室，用言辞凶恶的语言，令小姑娘的自尊心伤害到无以复加。她只记得她把外语书全部撕碎，扔出了窗外。她自动退学，成为了学校和家庭的双重“逆子”。

关于舞蹈的故事，她有些语焉不详。

她只能拼命练功。她不知道自己如何在练功房里度过了孤独难捱的岁月。她的腰因此拉伤了，很久以来不能够在平的椅子上坐很久。

对于生活她有着她的骄傲的方式。六年后，她考上了北京舞蹈学院，她是那年被录取的唯一的山西考生。赵涛是一个“心高”的女孩，既叛逆又顺从，内心冲动而外表沉默。

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后，她回到太原，成为山西师范大学的一名舞蹈老师。“这也是父母的安排，他们认为教师是一个适合女孩子的职业。”叛逆的赵涛这一次显得格外孝顺，“我没有想过留北京或是成为北漂，我妹妹也是这样，毕业后也直接回了太原。”

曾对媒体说过“演戏不会改变我的生活，我将一直做老师”之类的话，几年下来，频繁奔波于北京和太原的日子终于让她觉得难以负荷了，“尤其对不起我的学生，他们在学校就这么几年时间，而我，并不能全身心投入教他们，我做不到两头兼顾，我必须放弃一样。我选择了演戏，我只能说：对不起，就算我自私。”

如今，赵涛基本都在北京了，她成为贾樟柯的“西河星汇数字娱乐技术有限公司”的第一位签约艺人。而关于她家人的生活，唯一的改变就是“他们很为我骄傲”，其他的，物质上的，“我想让他们过得更好，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们在国贸附近取景，那一天的北京异常炎热，阳光火辣辣地直接倾泻下来，赵涛的脸曝露在阳光下，她被刺得睁不开眼，眉头微蹙。摄影师不停要求她不要皱眉，她那穿着黑衣的娇小身躯蜷缩在滚烫的柏油路面上，让旁边的人看着都很心疼。从建筑工地到繁华马路，从写字楼前的广场空地到中戏旁边的宁静胡同，她穿着CELINE的金色高跟鞋终于忍不住为脚丫叫苦了，征得大家同意后换回球鞋，她长舒一口气：“还是球鞋最舒服，高跟鞋，只有在红地毯上才能让我忍受”。一直，没有人认出她，路人们并不知道，这个旁若无人在拍照的女孩就是数次在各大国际电影节上被外国媒体追捧的明星，就是被朱丽叶，比诺什盛赞的演员，对比她在电影上取得的成绩，她的知名度，实在不成正比。不过，她不在乎。

电影给了她丰厚的补偿

“如果不拍戏，我的生活就在校园里。”赵涛说。

“乌兰巴托的夜啊，那么静，那么静/连云都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是她在其主演的电影《世界》中演唱的插曲。

比较国内，赵涛在海外的知名度会高一点。赵涛说，“因为在国内，知名度往往不是看你的作品是不是好，而是看你露脸时间的长短，我没有被5000万包养成名的机会，我也不觉得走到大街上没有人认识是不好的事，相反，我非常自在。”

曾有两部获奖电影《站台》和《任逍遥》，全世界都在发行，但中国没有公映。所以，赵涛之前在国内的影迷更多的是DVD爱好者。

拍戏的过程，赵涛体验到了更为丰富的中国。 “这也是电影吸引我的魅力所在。拍电影之前，我基本上关注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我不关心也没想过关心别人怎样生活。我可以趴在窗户上看街道上的行人，一看就是一下午。我没什么朋友，也不觉得孤独，我有很多时间思考和看书，我是一个舞蹈老师，我之前的生活就是这样。”

拍《任逍遥》时，赵涛大概提前半个月去拍摄地大同，天天逛街，天天跟那些要饰演的年轻人在一起，她和他们聊天，听他们说话，看他们穿着。就是在这半个月的时间，她感受到很多东西，“那些孩子是计划生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可能从小受着奶奶、爷爷、姥姥、姥爷、爸爸、妈妈的宠爱，他们只懂得去索取爱，不懂得付出爱，我觉得他们非常的孤独，好像没有理想可言”。

“他们生活在服饰掩饰之下的一种想象的生活当中。所以巧巧会觉得穿上透视装，戴上假发，就是时髦女郎，怎么可能，其实都是虚的。”

“在《任逍遥》中，有一场戏，我把假发脱掉，实际上，我脱掉这个假发，要完全地真实地面对这样一种生活，我不再生活在一种装束之下，不再生活在一种虚假当中。”

2004年，《世界》面世。这是赵涛主演的第一部获准在内地公映的电影。

这部电影的灵感，来自她的一段经历。1995年，赵涛毕业实习的时候，学校要带她们去挣钱，从山西跑到深圳的“世界之窗”。深圳当时对她来说是个特别开阔的环境，在太原很少见到鲜花，很少见到绿色，但是当去了深圳的时候，看到满眼的鲜花，满眼的绿色，“女孩子都会喜欢的，那样的生活跟我在太原的生活相差太大了。”

一次，经过深圳的时候，赵涛跟导演贾樟柯聊起来，“我觉得‘世界之窗’虽然小，但对我来说是个特别浪漫的地方。它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是我想象中的生活，天天穿着华丽的衣服，化着很漂亮的妆。一起工作的几个同学打电话，说我在‘印第安’等你，我在‘法国’等你，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但是不能出那个园子，一出那个园子就完全不同了。

2004 年赵涛回到“世界之窗”，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当时的一些工作人员还在那里工作。很多人逃离不了那种环境，工作环境非常好，而且不用费什么力就能挣到钱，玩一玩、跳一跳就可以了。所有的一切都很好，让人不舍得离开那里，去奋斗，争取其他的一切。

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时，有人说这部电影无法用语言讲述它的故事情节，但影片始终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让人陷入其中，让人感动或让人感觉备受伤害，《世界》有一种深深的无助感。

赵涛非常喜欢电影的结尾，和男主角成太生煤气中毒后被抬到雪地上，醒来，问赵涛，“我们是不是死了？”她答道，“我们才刚刚开始”。

电影《任逍遥》中，赵涛从矿区灰黑色的宿舍里走下来，身边有一条干枯的河。河岸的岩石上栽着十几根电线杆，散落着一溜低矮的民房，一个人担着水向那排房子走去。“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和那些人一样，就生活在这样一种压抑的环境中，对生活没什么奢望。”

“拍《三峡好人》，奉节城破壁残骸，我一直行走当中，在电影中的台词是很少的，也没有具体的情绪波动，非常简单，就是走来走去。说的台词都是“好的”“谢谢”这类可有可无的话，但其实剧中人正处在人生中最困难的时期。她要给自己的人生做一个决定，没有人可以诉说。所有的一切都压在心底——当走到外地的时候，没有人去同情她，她只有自己安慰自己——我觉得中国女人可能有很多都是这样。

在没多少台词，情节上也没有多少波动的情况下，我就在想怎么把内心的痛苦表达出来。后来也找到了一些方法，用一些小细节，比如说肢体语言，一个很久的凝视，一个叹息，只能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主人公当时的情绪。这对我来说，很困难，不像《世界》。在整个《三峡好人》拍摄期间，我走在民工和游客里面，不觉得自己是个演员，导演的目的就是要把我埋在人海当中。”

许多时候，她不知道她是在演戏，还是在生活，她看着一座破败城市下生活的人们，觉得自己与他们是一样的。

“拍戏改变了我对社会的看法，我现在觉得社会上很多事情跟我是有关系的，无论是我事业上的需要，还是感情上的需要。我在看一个人的时候，会觉得他有一些东西，跟我生活中是非常相似的。拍戏让我开始关注这个社会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这些对我非常重要，以前我的世界太小了。”

“拍戏时间长了以后，对我自己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我不要去表演，我要去生活。当我去生活的时候，那个角色就是属于我的，如果我去表演的话，那个角色跟我是有距离的。”

生活中没有过陌生人认出她的时候。但是当人们知道她就是《站台》中的尹瑞娟之后，都会变得非常惊讶，因为他们没有想到生活在自己身边的人，会是大银幕上的那个人。

贾樟柯如此评价赵涛的表演：“她从来不抢戏，她知道怎么样才是恰如其分的。在镜头前她是无私的，她不会保护自己的形象，而是很愿意把自己完全交给角色。有些演员会保护自己，非常注意自己的魅力和形象。她的无私和分寸感，在演员里是很好的。我相信，她是真正的演员。她很聪明，她一开始就明白演员和明星的区别。她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还会是很好的演员。”他让她在电影面前重新开始了生活，这恐怕是电影给她的最丰厚的补偿。

赵涛对于贾樟柯电影的意义，并非单纯是表演。她有着有很强的即兴能力，带给导演许多创作上的灵感，包括细节的处理，台词的阐发等等。“《世界》里有一些情节，比方说女主角晚上没有班车会郊区，她只好到了一个地下旅馆去。我原来就想她一个人坐在床上。她就说，导演我能不能拿手机，然后找信号？这既让人明白这是一个地下室，又恰如其分地表现了角色无法与外界联系的孤独感。这种空间里的很细腻的反应，真的是太好了。”

“她和男友出现矛盾，她又一个人躲到地下旅馆。她说导演我需要一个透明的雨衣做道具。我又不理解了，又不下雨，为什么需要这个呢？她解释说，这是我第二次来这个旅馆，第一次来的时候很脏，第二次我还必须来的时候，我会有所准备。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她要裹着雨衣在肮脏的床上度过一夜。这透明的雨衣既有视觉上的想象，而且又表达了女性内心的细微，而后者对于我的电影，是很重要的。”

“赵涛经常让我意外。我们一大群人去国外陌生的城市，而往往记路最清楚的就是她。也许是我们对跳舞的女孩子的一个误解，我没有想到赵涛会去读小说，她有一次很突然地对我说，导演，我们要不要拍韩东的小说，她就开始说他的新小说《扎根》是多么好，大段地讲述了韩东各个时期的小说。这又让我吃惊。”

SOHO现代城一楼的咖啡馆，我们舒服地靠在沙发上聊天，录音笔无声地记录着她的声音，她面容沉静，目光温和。安静的咖啡馆里，间或有客人路过我们的卡座，有人刻意会看一眼她——这个在侃侃而谈的人是谁呢？明星？还是。。。。我读到了旁人眼里的疑问。之前在设计师的工作室试穿她接下来要去戛纳走红地毯的礼服，设计师给她设计了一条活泼的齐膝礼服裙，她礼貌地和设计师夫妇对话，听着对方的赞扬，她浅浅地笑。看不出她是否喜欢，她礼貌而节制。后来，在新闻里，我看到她没有穿那套衣服，而是选择了另一位设计师的黑色晚装，这套衣服被媒体评论为：“整体设计简洁神秘，吸引全世界媒体竞相拍照”，这才是她，活泼可爱不是她的型。这个来自东方神秘国度的戛纳的常客，在短短的红地毯上足足停留了20分钟，接受全世界的注视，她大方自如。

我的目标是戛纳影后

她讲她的故事，舞蹈，电影，她因为电影而发生的转变，以及逐步呈现出来的热爱和一种高度的清醒。

她知道网络上关于她是贾樟柯女朋友的传言，她认为有这种想象很正常，“恐怕不想象才不正常”，从未在媒体面前谈过这件事，我想听到一个答案，我追问她：“那你是吗？”她正色：“当然不是。”我们都笑了。她补充：“真遗憾啊，是多好啊！”这是句聪明的戏言，让我感受到她内心的坦荡和对流言的嘲弄。

她一直称他“贾老师”，她说“《站台》是我演的第一部电影。我没有任何判断能力，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惟一的判断就是导演说的。导演给了我很大的空间，也让我学会演戏。”

对这个创作团队来说，剧本几乎是没用的，贾樟柯特别喜欢前一晚跟大家一起讨论剧本，其实往往到了第二天又变了，每天都在变。常常一场戏拍了六七条，每次说的话都不一样，但都能对上。这让赵涛觉得特别过瘾。

如今，全身心投身了演艺事业，似乎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对于未来，赵涛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登上事业的高峰。这个沉默内敛、低调克制的女演员的身上，有坚定的信念和强大的能量。“我要拿戛纳或者威尼斯，或者奥斯卡的影后，我一定要拿的，我认为那是我成功的一个标准吧，至于再以后，也许功成身退，谁知道呢？”。

现在，已经有贾樟柯电影之外的机会找上门来。别的导演，赵涛说她也会接受，但有一个标准去选择。而贾樟柯的电影，她也一定会出演。“我不能太辜负贾樟柯。我觉得我之前三部电影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现在的成绩，是他教给我。我现在要是很不在乎过往，很容易地去接一些不怎么样的东西，我觉得会让我以前的东西打了折扣。我想这不光关乎我自己，也是贾樟柯的事情。因为现在的许多媒体都是把我和他放在一块谈的。”

从戛纳回国后，赵涛要奔赴成都了，那里有贾樟柯的新戏——一部跟成都有关的《二十四城记》，问她在里面的角色，她说是一个七十年代的女性，具体演什么目前也还不知道。七十年代！导演终于给了他心目中最具有那个年代气质的演员最接近时代特质的一个角色，这实在让人期待。

她并不诗化自己的经历。她显得理性、内敛而清醒。而她沉默的时候，身上的激情在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