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鲁迅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呐喊》。在这部短篇小说集中，鲁迅写了一篇自序，其中提到一句著名的论断：
“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
鲁迅为何要说中医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呢？这得从他父亲之说说起。
鲁迅父亲叫周伯宜。周伯宜生于1861年，年轻时考取过秀才功名，但此后因为多次参加乡试都名落孙山，没能更上一层楼，就一直闲居在家里。那时候周伯宜的父亲周介孚（鲁迅祖父）在朝廷里任职内阁中书，家庭环境还不错。
1893年，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前一年，适逢江南乡试之年，周介孚卷入一场科场舞弊案，被光绪皇帝钦定为“斩监候”，坐了8年大牢才被放回来。周伯宜受到牵连，被革除了秀才的功名。可想而知，受到意外打击的周伯宜从此意志消沉，变得喜怒无常，还染上了酗酒、吸食鸦片等恶习，身体状况急转而下。
1893年冬天，周伯宜由于长期酗酒和吸食鸦片，患上了肝硬化和肺结核，一病不起。鲁迅作为家中的长子，承担了为父亲买药的责任：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
这4年时间，恰好就是周伯宜生命中最后的4年（从1893年至1896年）。
鲁迅在散文《父亲的病》里，详细记载了他与各种中医打交道的经历。
最初，鲁迅找的是一个用药与众不同的名医。他喜欢用“经霜三年的甘蔗”这样的药引，需要花费一番功夫才能找到。该名医为周伯宜治疗了两年时间，双方已经混熟了，成了朋友，可“父亲的水肿是逐日利害，将要不能起床”。这说明病情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那时候的鲁迅并没有学医，也已经看出不妥来，“对于经霜三年的甘蔗之流也逐渐失了信仰，采办药引似乎再没有先前一般踊跃了”。
该名医赚够了钱，到了撒手的时候，便极其诚恳地说：“我所有的学问，都用尽了。这里还有一位陈莲河先生，本领比我高。我荐他来看一看，我可以写一封信。可是，病是不要紧的，不过经他的手，可以格外好得快……”
人家已经说到这份上，又能怎样呢？于是，鲁迅家只好按照名医的推荐，请来了陈莲河先生。“陈莲河”是化名，实际上是绍兴名医何廉臣。
何廉臣与周伯宜同龄，都是生于1861年。他的药引比前面那位名医更奇怪，最平常的都是原配蟋蟀一对、平地木十株等，加上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以及一种点在舌头上的神丹妙药。这时候，就连周伯宜都怀疑他的医术了。到后来，何廉臣更是瞎扯到前世的事情，周伯宜只能是以摇头来表示自己的不信任了。
吃了100多天的败鼓皮丸后，周伯宜的病情终于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药就煎好，灌下去，却从口角上回了出来”。
1896年，周伯宜病逝，时年35岁。
在很大程度上，周伯宜是被庸医害死的。周伯宜一死，周家就失去了顶梁柱，陷入了家道中落的困境。为此，鲁迅不得不放弃科举考试，去读不要学费的江南陆师学堂，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鲁迅接触了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体操、生理学等新的学科，有了一定的科学素养，这时候回头看以前接触过的庸医，自然就得出了“中医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这个结论。
【参考资料：《呐喊自序》《父亲的病》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