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这是一次伟大的远征，它“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也是15世纪末欧洲的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以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剑桥中国明代史》）
千百年来，人们毫不吝惜对郑和下西洋的溢美之词，可是这其中却存在一个吊诡之处：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打通了航路，沟通了沿海各国。可以说，郑和已经为中国发展海洋贸易提供了十分良好的外部条件，而且这一步，比西方还要早上百年踏出。可是，明清数百年间，却始终无法发展成为海洋贸易大国，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一个结果的发生，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明清在郑和七下西洋的情况下，依旧没有发展成海洋贸易大国，自然也有其内因和外因。当然，这其中内因又是主要原因。
内因主要有三，一为郑和下西洋本身的局限性；二为明清两朝的“海禁”及闭关锁国政策；三为中国的经济结构。
首先来讲郑和下西洋本身的局限性。郑和下西洋是一件伟大的历史事件，但这并不意味着郑和下西洋本身是没有局限性的，恰恰相反，从商业的角度来看，郑和下西洋是一次彻底的“亏本买卖”。
《明史》载：“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马敬则在《瀛涯胜览序》中说：“洪惟我朝太宗文皇帝、宣宗章皇帝，咸命太监郑和率领豪俊，跨越海外，与诸番货……盖声名施及蛮貊，使普天之下，含灵蠢动悉沾德化，莫不知有其君而尊亲焉。”
这便说明，明代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主要目的是寻找建文帝和宣扬明朝威德，至于“与诸番货”，则只是顺带做的事情。事实上，郑和下西洋中，与诸番贸易得来的也基本上都是香料和奇珍异宝，它们最终都要献给皇室，而不是用于商业贸易。而且，为了宣扬威德，明朝付出的经济代价往往要比诸番高得多。所以，郑和下西洋虽然打通了航路，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明朝的海上贸易，但这只限于安全性，至于明朝海上贸易发展艰难的本质问题，则没有得到解决。而且，郑和下西洋还给明朝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以致于最后明朝不得不停掉下西洋。
当然，从隆庆年间开放，明朝的海上贸易迅速发展来看，如果明清两朝能够抓住郑和开辟航路的这个机会，大力发展海上贸易，那么扭亏为盈轻而易举。只可惜明清两朝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大力推行“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
《大明律》曾规定：“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
清朝也曾针对海禁颁布法律：“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不论官民，俱行奏闻正法，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该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盘诘擒辑，皆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隐，不行举首，皆论死。”（《清史稿》）
不论是明朝的海禁，还是清朝的闭关锁国，对于海上贸易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在孤立、自闭的政策下，商人们无法发展海外贸易；沿海的百姓们无路可走，只能入海为寇，侵扰中国边境，然后朝廷又因此加紧海禁政策，以致于形成恶性循环。
这种恶性循环的根源，还在于中国的经济结构。其实，能够发展海上贸易对西方国家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地理大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发展海上贸易。可是中国却截然不同，以自然经济、小农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决定中国必须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在统治者的眼中，商业能够带来财富，但它却会危及统治，只有农业才是国之根本。所以统治者愿意以放弃民间海上贸易为代价，封锁沿海地区，防止倭寇侵扰，关起门来统治。
更何况，官方也不是全然放弃了海上贸易。事实上，不能说明清两朝的中国不是一个海上贸易国家，不论是否实行海禁，两朝其实都没有断绝官方的海上贸易，毕竟自己赚钱这种事情统治者还是愿意做的。只是，一个国家如果只允许官方进行海上贸易，其海上贸易的总体量和竞争力都会受到限制。当西方列国纷纷瓜分世界，发展海上贸易赚取大量钱财的时候，明清两朝却在自缚手脚，此消彼长之下，中国自然不可能成为海上贸易大国。
不过，明清两朝没能抓住郑和下西洋的机会发展成为海上贸易大国，也与外因有关。所谓外因，便是当时中国外部的海上贸易环境。
郑和下西洋打通了航路不假，但是航路上的威胁却没有清除。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海外有张士诚的残余势力，还有倭寇的侵扰。明谢肇淛《五杂俎》记载：“元之盛时，外夷外贡者，至千余国，可谓穷极天地，罔不宾服，惟有日本，倔强不臣。阿拉罕以师十万从征，得还者仅三人。至明初，日本仍不服王化，冥顽如初。”
明朝派出使臣想和日本联合剿灭倭寇，但是日本天皇却将使臣杀害，并要求与中国通商。在这种情况下，明朝自然不可能答应日本的请求，只是开战代价又太大，于是明朝干脆实行海禁，“寸板不许下海”。
到清朝时，东岸沿海地区又有郑成功等反清势力。清朝为对抗他们，也实行海禁。在这种情况下，明清两朝一旦开海，便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发展海上贸易的收益当然比开海所要付出的代价要大得多，但在将商业看作“末流”的统治者看来，实行“海禁”，是一个一劳永逸，简单效率的方法。至于海上贸易大国，这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当中从来就不是一个伟大的“目标”。
所以，别说郑和没有航行到西方，即便是他到了欧洲，只要中国的经济结构、文化观念不发生根本上的改变，中国就始终无法发展成为海上贸易大国。
参考资料：
《剑桥中国明代史》
《明史》
《瀛涯胜览序》
《清史稿》
《五杂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