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中期，有一段时间政治略微显得有些清明，百姓们的生活也相对安定，这个时期被后世史学家称之为“弘治中兴”。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段故事，看看这个弘治皇帝究竟实行了什么善政，居然获得了“中兴之主”的令誉。

一个时期之所以会被称之为”中兴”，至少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前面的那个时代是无比黑暗的。“弘治中兴”也不例外，在它之前，成化皇帝朱见深的统治，可以说是明王朝最黑暗的时代之一，臭名昭著的西厂就是在那个时期建立的，正是有着那个时期暴戾的统治，所以才会衬托出弘治皇帝时期的清明。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八月，明宪宗朱见深死去，九月，十八岁的皇太子朱祐樘即位，这就是明孝宗。以次年为弘治元年(1488年)。按照明代以年号作为皇帝名称的惯例，所以他又被称之为弘治皇帝。

明孝宗共在位十八年，旧史对其多有誉语。有的把他和汉文帝宋仁宗相提并论;有的说，明代皇帝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只有仁宗、宣宗和孝宗;更有的为他加上了“中兴之令主”的称号的。

这些评价，不能说没有溢美，但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明孝宗的基本状况，弘治皇帝也确实做出了不少功绩，我们来看看都有什么。

功绩之一：斥逐奷邪

明孝宗也就是弘治皇帝，即位的时候，所面临的局面可以说是一个大烂摊子。他的父亲明宪宗朱见深由于重用宦官和奸佞，所以造成了“朝多秕政”。

弘治皇帝为了刷新政治，改弦更张，他首先是在用人上进行整顿，斥逐奸邪，选用正直的官员。他动用铁的手腕，惩治了许多在成化年间，权势熏天，能够呼风唤雨的宦官和佞臣。

《明史》、《明通鉴》和《纪事本末》对此的记载是相当的多，我们来简单的举几个例子。

例一：太监梁芳，”贪黩谀佞”，在成化年间通过向明宪宗宠爱的万贵妃“日进美珠珍宝”，得到其欢心，从而“擅宠于内”。许多奸佞之徒走他的门路而得重用，与他“共为奸利”。他取“中旨授官累数千人，名传奉官，有白衣躐至太常卿者＂。孝宗在即位后的第六天，就把他“谪居南京，寻下狱”。

例二：奸佞李孜省，在成化年间作恶多端，权势很大，“搢绅进退，多出其口，执政大臣万安、刘吉、彭华从而附丽之”。孝宗即位后，于斥逐梁芳的同一天，也把他谪罚成边，后来又将他逮捕入狱。

例三：成化年间“传奉之例既开，文武僧道滥恩泽者数千，一时诸杂流加侍郎、通政、太常、太仆、尚宝者，不可悉数”，西番僧“授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者不可胜计＂，”缁衣、羽流加号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孝宗即位后，不出两月，即下令汰传奉官，右通政任杰等二千余人被罢免，又下令罢遣禅师、国师、真人等一千数百人的。

例四：万安，四川眉州人，自成化五年(1469年)入内阁参机务，然而毫无才能，“既柄用，惟日事请托，结诸阉为内援”。为了找靠山、稳固地位，竟通过宦官向万贵妃大献殷勤“自称子侄行＂。孝宗当太子时，已“稔闻其恶”，即位后，在官中发现一箧奏疏，内容都是讲房中术的，末尾的署名又都是“臣安进”，于是派人拿着这些奏疏到内阁找万安，指责他:“是大臣所为乎?万安羞愧难言。”已而科道交章论之”，孝宗遂下令罢免其官职。

例五：江夏僧人继晓，早在成化二十ー年(1485年)已由于言官的“极论其罪，始勒为民”。弘治元年(1488年)十月，“给事中林廷玉复请逮治”，于是明孝宗下令把这个妖僧处以死刑。

除此此外，弘治皇帝还罢免处罚了另外一些奸邪之徒。这系列行动，就好像是一阵暴风骤雨一样，冲刷这大明王朝的肌体。这为全面刷新政治，起了扫清障碍的作用。史书上是这样评价弘治皇帝这次廉政风暴的。

“先朝妖佞之臣，放斥殆尽”。

功绩之二：任用贤能

弘治皇帝在罢斥奸邪的同时，也开始任用贤能。而这个方针，在他在位期间始终得到奉行。谷应泰在他的《明史纪事本末》中曾对弘治皇帝有着经典的评价，他用了短短二十个字来评价弘治皇帝是如何任用贤能的，我们不妨来看看。

“置亮弼之辅，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土，绝壁幸之门。”

字句虽然不多，但是精辟的总结出了弘治皇帝的用人之道。为了保证将这一项措施进行到底，弘治皇帝很注意对各级官吏的考察。弘治皇帝为了掌握官吏的情况，弘治元年(1488年)三月，他让吏、兵两部把两京文武大臣、在外知府、守备以上官员的姓名抄下来，贴在文华殿的墙壁上。

弘治皇帝为什么要这样做？《明史》中有答案。那就是：“有迁異者，易以新除”。不仅如此，弘治皇帝害怕下面的官员欺哄自己，更是为了让官吏的考察符合实际，他多次指示吏部、都察院要认真考察。

“考察进退人オ，务得实迹以闻”。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明孝宗注意任用贤能，所以在弘治时期形成了“朝多君子”的盛况，出了许多名臣，其中著名的有王恕、马文升、刘大夏、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人。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王恕，陕西三原人，一向以“好直言”著称，成化时期，“侃侃论列无少避，先后应诏陈言者二十ー，建白者三十九，皆力阻权幸。天下倾心慕之，遇朝事有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则又曰：公疏且至矣＇。已，恕疏果至。时为谣曰:”两京十二部，独有王恕。”

王恕的这种品行，在弘治皇帝父亲成化皇帝时代，十分的不讨好，他被“贵近皆侧目”，而昏庸的成化皇帝更是“亦颇厌苦之”，终于使他“不得立朝”，在成化末年被强迫“致仕”。

弘治皇帝即位后两个月，由于许多大臣的推荐，致仕家居的王恕被任命为吏部尚书，直到弘治六年(1493年)间五月，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孝宗皇帝对他很信任，而他也非常感谢皇帝的知遇之恩，竭诚相报。

“感激眷遇，益以身任国事”，”先后以灾异条七事，以星变陈二十事，成切时弊”。

王恕在吏部侍郎彭韶等人的辅佐下，“甄人才，核功实，仕路为清”，他先后引荐的人才有耿裕、彭韶、何乔新、周经、李敏、张悦、倪岳、刘大夏、戴珊、章懋等人，这些人都被称之为“皆一时名臣”。

马文升，湖广钧州(今河南禹州市)人，“有文武オ，长于应变，朝端大议往往待之决”。成化ニ十二年(1486年)，由于李孜省进谮言，由兵部尚书调南京。孝宗即位后，召拜左都御史。不久，被任命提督十二团营。弘治二年(1489年)，又擢任兵部尚书，督团营如故。这时因兵政久弛，“西北部落时伺塞下”，马文升严核诸将校，黜贪懦者三十余人。好人怨恨，夜间持弓矢等在他的门口，企图行刺;还有的作谤书，射入东长安门内。明孝宗得知后，立刻命令锦衣追捕，并拨骑士十二人，”卫文升出入”。直到弘治十四年(1501年)，由于改任吏部尚书，马文升才离开兵部尚书之职，前后凡十三年。史书中对马文升评价是相当的高。

“尽心戎务，于屯田、马政、边备、守御，数条上便宜。国家事当言者，即非职守，亦言无不尽”。

刘大夏，湖广华容人。成化初“除职方主事，再迁郎中。明习兵事，曹中宿弊尽革。所奏覆多当上意，尚书倚之若左右手＂。弘治二年(1489年)，迁广东右布政使，弘治六年以吏部尚书王恕荐，擢右副都御史，治河张秋。后历任左副都御史、户部左侍郎等职，弘治十五年拜兵部尚书。他能够将民间的真实情况毫无忌讳地向明孝宗报告。有一次，明孝宗在便殿召见刘大夏，问他说:“卿前言天下民穷财尽。祖宗以来征敛有常，何今日至此?”他回答说:”正谓不尽有常耳。如广西岁取铎木，广东取香药，费固以万计，他可知矣。”明孝宗又询问土兵的情况，他回答说:”穷与民等。”弘治帝很不理解，继续问:”土兵居有月粮，出有行粮，何故穷?”他报告说:”其帅侵克过半，怎能不穷!”

听了这番话，明孝宗感収地说:“朕临御久，乃不知天下军民困，何以为人主!”遂下诏严禁。明孝宗“察知大夏方严，且练事”，对他极为亲信，数召见决事。“大夏每被召，跪御榻前。帝左右顾，近侍辄引避。尝对久，惫不能兴，呼司礼太监李荣掖之出。一日早朝，大夏固在班，帝偶未见，明日谕日:”卿昨失朝耶?恐御史纠，不果召卿。＇其受眷深如此”。

刘健，河南洛阳人，成化时任少詹事，充东宫讲官，受知于孝宗。孝宗即位后，进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人内阁参机务，弘治十一年(1498年)成为首辅。

谢迁，浙江余姚人，孝宗做太子时，已充当讲官;孝宗即位后，“与日讲，务积诚开帝意。前夕必正衣冠习通，及进讲，敷词详切，帝数称善”。弘治八年，入内阁参预机务。

李东阳，湖广茶陵人，弘治八年与谢迁同日登用入内阁参预机务。弘治后期，孝宗”在位久，益明习政事，数召见大臣，欲以次革烦苛，除宿弊”。

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三人，各有特点，当时人评论说:“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其中刘健、谢迁政绩尤其突出。这个评论是有一定根据的。

“同心辅政，竭情尽虑，知无不言。初或有从有不从，既乃益见信，所奏请无不纳，呼为先生而不名。每进见，帝辄屏左右。左右间从屏间窃听，但闻帝数数称善”。

正是由于明孝宗“明于任人”，这就使得他在改良朝局国政，在官员支持上得到了保证。

功绩之三：广开言路

弘治皇帝即位后，他是很注意广开言路。他一上台，由于虚心纳谏，所以就立刻形成了臣子纷纷上书的生动局面。

“是时上更新庶政，封章旁午言路大开”。

当时不仅仅是大臣们上表言事，就连尚未做官的太学生也踊跃上疏提建议，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弘治皇帝刚刚即位几个月，他想在在万岁山强建个棕棚，以备登临眺望，太学生虎臣得知消息，当即“上疏切谏”。祭酒费訚担心自己受牵连，就“锒铛系(虎)臣堂树下”。但过了不久，就有官校传令，把虎臣召到皇宫的左顺门，“传旨慰谕日:若言是，棕棚已毁矣。”费訚听到消息，十分慚愧，而虎臣则从此名闻都城，“顷之，命授七品官，为云南知县＂。

从虎臣之大受奖励这件事情上来说，弘治皇帝对敢言直谏是极力提倡的，而这种虚心纳谏的实际行动，鼓励了当时朝野人士敢言直谏。像这样虚心纳谏的事例有很多，我们简单说几个。

弘治九年(1496年)闰三月，少詹事王华在文华殿进讲《大学衍义》，”至唐(宦官)李辅国与张后表里用事，指陈甚切”。”时内侍李广方贵幸，招权纳贿。华讽上”。弘治皇帝听后不仅没有加罪王华，反而”乐闻之，命中官赐食”。
弘治十年二月，孝宗在后苑游玩之后，”御讲筵”，侍讲学士王鏊因而进讲＇文王不敢盘于游畋＇，反复规切，上为动容”。孝宗事后对王鏊也没有怪罪，而是对当时诱导他游玩的宦官李广说:”讲官所指，殆为若辈，好为之!”自此之后，”遂罢游猎”。

弘治皇帝除了虚心纳谏，劝导臣下踊跃进言之外，还经常直接鼓励臣下知无不言。弘治十七年九月，在经筵进讲中，讲官的讲章中有“以善道启沃他”一句，太监李荣认为””他”字不是对上语”，触犯了忌讳，向皇帝告状。

弘治皇帝听后，根本不把它当成什么罪过，并且为了避免讲官因此而不肯大胆规谏，特地召来大学土刘健等说:“讲书须推明圣贤之旨，直言无讳。若恐伤时，过为隐覆不尽，虽日进讲，亦何益乎!”而且又明确要求他们:“传语诸讲官，不必顾忌。”

明孝宗如此鼓励臣下直言无讳，从而广开言路，使臣下能够大胆献策献计。广开言路政策的实行，使明孝宗能够集思广益，看到不足之处，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这便为其改良政治创造了条件。

功绩之四：温和的政治改良

弘治时期在政治上的改良，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勤于政事。史书上记载弘治皇帝，有“勤求治理”之誉，这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无疑是勤于治国的，但是从正统以后的历代皇帝，每天就只有一个”早朝”了，而且“臣下进见说事，不过片时”。

这样一来，皇帝与大臣见面的时间很少，只好听信“左右之人”，对大臣的了解不可能深入，甚至“未免以直为枉，以枉为直”。

弘治元年(1488年)三月，吏部尚书王恕针对这个弊端建议，除”早朝”之外皇帝还要“日御便殿，宣召诸大臣，与之讲论治道，谋议政事，或令转对，或阅其章奏”。王恕认为，这样做不仅可以加深对大臣的了解，得以随才任使，而且还可以启沃圣心，提高处理政事的才能。弘治皇帝觉得王恕说的有理，就开始增加“午朝”，每天于左顺门接见大臣。

第二，注意节俭。弘治年间，正直的大臣经常向弘治皇帝建议节俭，而他也都能予以采纳，说明这一时期对节俭是很重视的。弘治元年(1488年)三月，都御史马文升陈时政十五事，其中的一条是“节费用以苏民困”。

“一应供应之物，陛下量减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

马文升的言语极为尖锐、深刻，一般的皇帝可真的接受不了。但是弘治皇帝却对他的建议，“嘉纳之，悉施行”。

弘治二年(1489年)十ー月，“有星幸于天津”，诏大臣极言时政得失。左侍郎倪岳上疏说:“当今民日贫，财日匮，宜节俭以为天下先。”倪岳还具体提出了，要“减斋醮，罢供应，省营缮”。弘治皇帝对他的建议又是“俱采纳焉”。

弘治十四年八月，大学士刘健等因军兴缺饷上言:天下的财富，其生有限，而”光禄岁供增数十倍，诸方织作，务为新巧，斋礁日费数万，太仓所储，不足饷战士，而内府取人，动四五十万。宗藩、贵戚之求土田、夺盐利者，亦数千万”。再加上大兴土木，官吏冗滥，“财安得不匮!愿陛下绝无益之费，躬行节俭，为中外倡”。

弘治皇帝对这个建议很重视，他立即“减光禄寺供奉”，将之恢复到弘治元年时的标准。

成化年间，光禄寺增加了坐家长随八十余员，传添汤饭中官百五十余员。“天下常贡不足于用，乃责买于京师铺户”，而物价却并不及时支给，商人因此负累不堪。

这时，兵部尚书刘大夏也“因天变”要求改革，明孝宗乃下令“裁减中官，岁省银八十余万”。这些都是弘治皇帝勤于节俭的事例。

第三，制约皇亲国戚，亲近宦官的势力。皇亲国戚和亲近宦官，在有明一朝中，势力极大。他们倚仗皇权，为非作歹，也是明中期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

然而在弘治年间，因为弘治皇帝对这一问题相当注意，竭力抑制他们的胡作非为，侵害一般老百姓。所以皇亲国戚和亲近宦官在弘治皇帝时期，这类事件要少的多。弘治三年(1490年)闰九月，明孝宗曾申明禁令，约束宗室不得私占百姓土地，不得借机盘剥百姓。

“禁宗室、勋戚奏请田土及受人投献”。

虽然当时弘治皇帝下有严令，但是当时的勋戚近幸们却不肯遵守有关规定，他们“纵家人列肆通衛，邀截商货，都城内外，所在有之”。

明朝规定：”王公，仆从二十人;一品，不过十ニ人”。

而此时“勋戚多者以百数，大乖旧制”。弘治九年九月，尚书屠滽等人针对这种现象上言，要求皇帝戒谕勋威，以正国法。

“凡有店肆，悉皆停止。更敕都察院揭榜禁戒，扰商贾夺民利者，听巡城巡按御史及所在有司执治。仍考水乐间榜例，裁定勋戚家人，不得滥收”。

弘治皇帝从善如流，他根据大臣门的这个建议，再一次下达了关于“禁势家侵夺民利”的命令。弘治皇帝所下的可不是一纸空文，他是铁了心的要扭转这种局势的，这从他对张皇后的两个弟弟张鹤龄和张延龄的制裁，就能看出当时抑制皇亲国戚作恶的政策。

张鹤龄兄弟都仗势”骄肆，纵家奴夺民田庐篡狱囚，数犯法。(弘治)帝遣侍郎屠勋、太监萧敬按得实，坐奴如律。敬复命，皇后怒，帝亦佯怒。已而召敬曰:’汝言是也。＇赐之金”。弘治十八年三月，户部主事李梦阳上书”指斥弊政＂”，洋洋数万言，其中指斥张鹤龄尤其严厉，揭发他”招纳无赖，罔利贼民，势如翼虎”。皇后之母金夫人及张鹤龄深为怨恨，天天”泣诉于上前”。孝宗不得已，下李梦阳于狱。科道官纷纷上疏营救，金夫人犹在孝宗面前泣涕，求加重刑。孝宗遂大怒，推案而起。既而法司请示处理意见，孝宗毫不犹豫地提笔批示:”梦阳复职，罚俸三月。”过了一些日子，孝宗夜游南宫，张鹤龄入内陪酒，皇后、金夫人也在场。”酒半，皇后及金夫人起更衣，上出游览，独召鹤龄语，左右莫闻也，惟遥见鹤龄免冠，首触地”。”盖因梦阳言罪寿宁也”。

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弘治皇帝对制约皇亲国戚权力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