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每一次嬗变都“染乎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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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叔晖国画《西厢记》

对于元代王实甫创作的杂剧《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简称《西厢记》),元末明初的贾仲明曾有这样一个评价,叫“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为何说”新杂剧,旧传奇”呢?因为《西厢记》的故事框架是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而这个爱情故事本身是”旧”的,它来自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所以叫”旧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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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从《莺莺传》问世以来,历代文人就热衷于对这一故事进行改编。其中最重要的两次改编,一次是金人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又称《董西厢》),另一次就是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又称《王西厢》)。

最初的《莺莺传》是传奇小说,《董西厢》把它变成了说唱体文学样式,而《王西厢》又变为一出供演员在舞台上表演的杂剧,因此叫”新杂剧,旧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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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历经唐、宋、金、元四个朝代,文人对它的改编,总是体现着深深的时代烙印,体现着不同时代下文人的价值观念。这便是刘勰说的”文变染乎世情”,是王国维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也是丹纳所言:”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艺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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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嬗变

  • 最初的《莺莺传》是一个悲剧

《莺莺传》开始时,贫寒书生张生旅居于蒲州普救寺,在当地发生兵乱时,张生凭借着和蒲州将领的交情,庇护了同样寄居在寺里的崔氏母女,并因此与崔莺莺相识,一见倾心。经莺莺婢女红娘传书,两人花好月圆、私定终身。

后来张生赴京应试未中,在滞留京师期间,他反省了自己的”过错”,认为崔莺莺是个”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于人”,还搬出商纣和周幽王亡国的例子,证明红颜祸水,为自己找了一个始乱终弃的借口。

故事的结局是莺莺另嫁、张生另娶。一次张生路过莺莺家,想以”外兄”的身份相见,遭到莺莺拒绝,她只留下一首诗:”弃置今何道,当阿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

但是在作品里,元稹却说”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这显然是站在张生的立场,为他的始乱终弃进行美化,为他的薄幸进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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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董西厢》改变了故事结局

《董西厢》里,崔莺莺的身份变成了相国千金,她跟母亲崔老夫人来到普救寺,是为了给亡父追荐,却在这里与张生一见钟情。

《董西厢》增加了一个很重要的情节,就是判将孙飞虎率兵围攻普救寺,要抢夺崔莺莺为妻。在这种情况下,张生挺身而出,他写信给白马将军请求支援,保护了崔莺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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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报恩,崔老夫人承诺把莺莺嫁给张生,可随后又以莺莺已有婚约、而张生并无功名为由,想要赖账。莺莺对母亲不满,愤怒反抗,在聪明机智的婢女红娘的帮助下,张生与莺莺终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勇敢地走到了一起。崔老夫人发现二人的私情后,逼着张生上京赶考,不取得功名就不能回来见莺莺,两个有情人挥泪告别。

但《董西厢》的结局是欢喜的。张生一举及第,衣锦荣归,终与莺莺团圆。它纠正了原作认为莺莺是”尤物”、把张生始乱终弃称为”善补过”的封建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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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西厢》升华了故事的主题

王实甫的《西厢记》,是一出五本十二折的鸿篇巨制,它基本保留了《董西厢》的故事基础,保留了崔、张二人历尽艰辛、”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

不同的是,《董西厢》里二人的结合侧重于”知恩图报”,而《王西厢》正面提出了”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人的都成了眷属”这一主题思想。它更歌颂以爱情为基础的结合,从而更鲜明地反抗了封建婚姻制度,更有力地否定了封建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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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到元,封建礼教逐步松动

  • 《莺莺传》是封建礼教下的产物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男女的结合,受到封建等级制度和礼教纲常的严格约束。《孟子·滕文公》说:”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父母国人皆贼之。”也就是说,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私定终身者,便是贼,是羞耻的。

产生于唐代的《莺莺传》,冲不破这一封建礼教。所以我们看到,《莺莺传》里的崔莺莺,面对爱情时不是坚决勇敢,而是扭扭捏捏。她给张生回诗,说:”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这明明白白是要张生来西厢幽会。可等张生真的来了,她又义正言辞地数落起张生:”你保护了我们一家免受兵乱,这是义,但现在却因此向我索取,这是以乱换乱,二者有什么区别!……希望你以礼约束自己,不要陷入淫乱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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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莺莺传》里,崔莺莺始终不敢把与张生的事情告知母亲。直到张生留在京城不回来,她觉察到这份情不会有结果了,觉得曾和张生私定终身很是羞耻,说:”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献之羞。”

《莺莺传》里的崔莺莺,还没有完全从封建礼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份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爱情最终以悲剧收场,就显得理所当然了,这是”世情”造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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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董西厢》和《王西厢》是封建礼教松动下的产物

宋金对峙时期,北方大片领土处于金人的统治之下,女真族的传统习俗也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这片国土,影响到这片国土上的文人。

女真族在婚姻选择上,比较开放、自由,男女可以自由恋爱。南宋洪皓在高宗建炎三年出使金国,在金国滞留十五年,写成《松漠纪闻》,其中记载了金国的婚俗礼仪:”其俗谓男女自谋,胜于纳币而婚者。”

女真族还普遍实行接续婚的习俗,《金史》说:”妇女寡居,宗族接续之。”比如金熙宗杀了胙王常胜,就将其妻纳入宫中,类似的记载在《金史》中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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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得金代的男女关系,比汉族政权下的社会开放得多。像元好问这样的文士家族,他妹妹的婚事,也是由妹妹自己做主。据蒋正子《山房随笔》记载,金朝宰相张平章,看上了元好问的妹妹,派人去征求元好问的意见,元好问回应说:”可否在妹,妹以为可则可。”张平章欢欢喜喜地去了元家提亲,可元好问的妹妹却作了首诗,暗示拒婚之意,其中一句是:”寄语新来双燕子,移巢别处觅雕梁。”张平章只能黯然离去。

金代的这种社会环境,使张生和崔莺莺一见钟情、私定终身的行为,具有了合理性,可以被人们所认同。于是由金人创作的《董西厢》,安排他们二人冲破封建礼教、以团圆收尾,也是有时代特征作为依据的。

而在同样是非汉族政权的元代,在同样比较宽松的男女关系、婚姻观念里,《董西厢》”才子佳人终成眷属”的故事模式得到了广泛流传,崔莺莺和张生”离经叛道”的形象得到了广泛认可,并在元人王实甫的笔下进一步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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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在《董西厢》和《王西厢》里,崔莺莺这个人物也比《莺莺传》里爱得主动、勇敢——

比如,《董西厢》莺莺与张生相识后,自白道:“奴正青春,你又方年少,怕你不聪明?怕你不稔色?怕你没才调?”可见这里的崔莺莺,对于将来的丈夫有自主的想像和要求,希望他有才有貌有情调。

而《王西厢里》,崔莺莺更加大胆、泼辣,对母亲定下的婚约视而不见,对于自己的爱情义无反顾。当得知母亲要她拜张生为哥哥时,她又愤又怨,唱到:“谁承望这即即世世老婆婆,着莺莺做妹妹拜哥哥……碧澄澄清波,扑刺剌将比目鱼分破;急攘攘因何,扢搭地把双眉锁纳合。”体现出她作为封建礼教反叛者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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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代下的文人,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念

  • 唐·《莺莺传》——功名、声望重于爱情

在唐代,封建礼教虽没有后来的宋代那么严苛,但婚姻中还是掺杂着浓厚的门第等级观念。国学大师陈寅恪曾指出:“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元白诗笺证稿》)

这就是说,在唐代,要评价一个文人的人品高低,有两个标准,一是是否娶到名家女,二是是否成为清望官。而《莺莺传》里的崔莺莺,只是没落贵族子女,还不是相国千金。对文人来说,她不是娶妻的理想对象。

所以,《莺莺传》里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是封建制度下文人醉心功名富贵的真实写照。而作者对于张生的卑劣,非但不加斥责,还赞许他”善补过”,说明元稹也有着和张生一样的价值观念,是封建文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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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金·《董西厢》——信义重于礼教

《董西厢》里,虽然张生和莺莺最终冲破封建礼教,走到了一起,但其实《董西厢》更强调”知恩图报”的价值观念,并以此赋予崔、张爱情的合理性。

当张生怨崔老夫人赖账时,他唱到:“蒲关巡检与我相知,捉贼兵免了灾危。恁时许我为亲戚,不望把心欺也哈哈!”强调自己曾救莺莺于危难,而崔老夫人当时也应允把莺莺相许。

当莺莺得知张生相思成疾时,说道:“不意当初完妾命,岂防今日作君灾。仰酬厚德难从礼,谨奉新诗可当媒。”她也强调自己仰酬张生的厚德,所以不能遵从礼教舍弃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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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崔老夫人得知二人私情,拷问红娘时,红娘也是以”知恩需图报答”的原则进行反驳,她说:”当日乱军屯寺,夫人、小娘子皆欲就死。张生与先相无旧,非慕莺之颜色,欲谋亲礼,岂肯区区陈退军之策,使夫人、小娘子得有今日?事定之后,夫人以兄妹继之,非生本心,以此成疾,几至不起……夫人罪妾,夫人安得无咎?失治家之道,外不能报生之恩,内不能蔽莺之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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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老夫人听了红娘的话后,有所顿悟,对张生讲道:“群贼方兴,非先生矜悯,母子几为鱼肉矣……今欲以莺妻君,聊以报,可乎?”

在《董西厢》的结尾,作者也进行了这样的总结:“方表才子施恩,足见佳人报德。”

《董西厢》依照守信报德的原则,给莺莺和张生的爱情赋予了合理性。它并没有完全否定封建礼教,只是强调不能为了守礼而忘恩、而不酬德。以信义为重,也恰好是女真统治者的重要原则,女真族在与宋王朝打交道之初,就保持重盟誓的观念,并一直和宋廷随意背盟的行为产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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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元·《王西厢》——”愿普天下有情人的都成了眷属”

《王西厢》在《董西厢》的基础上,进行了彻底地反封建、反礼教,这里的崔莺莺不是要知恩图报,她是一心追求自己的爱情。

当张生相思成疾时,她想的不是”仰酬厚德难从礼”,而是同样陷入了相思:“一个睡昏昏不待观经史,一个意悬悬懒去拈针线;一个丝桐上调弄出离恨谱,一个花笺上删抹成断肠诗;一个笔下写幽情,一个弦上传心事:两下里都一样害相思。”

当张生进京赶考时,莺莺长亭送别,她嘱咐张生:“我这里青鸾有信频须寄,你却休’金榜无名誓不归’。”她并不在意张生是否能考取功名,只是希望他尽早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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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西厢》歌颂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并由此升华出一个主题——”愿普天下有情人的都成了眷属”。

在元杂剧里,不少描写爱情婚姻的作品,都表达出了这一相同的爱情理想。关汉卿的《拜月亭》,饱受别离之苦的女主人公瑞兰,曾衷心祝愿:“愿天下心厮爱的夫妇永不分离”;白朴的《墙头马上》,为爱情而拼争的李千金,也情不自禁地道出心声:“愿普天下姻眷皆完聚”

这些主人公的生活处境、人生道路各不相同,但心愿确是一致的,都要求爱情婚姻的美满与幸福,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时代的声音。

为何元代文人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元代统治下,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严重,他们把人分为十个等级,知识分子列在第九,只在乞丐之上,而娼妓甚至列在第八。他们地位低下、命运悲惨,科举废止,又使得他们出头无望。而”才子佳人私定终身、落难书生考中状元、终成眷属得以团圆”的故事,更像是文人把自己的渴望寄托在了杂剧作品里。在剧作里,他们的地位得以提高,他们冲破了门第等级,他们也抱得美人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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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张生和崔莺莺爱情故事的流变,透视着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原汉族文化的融合,这种融合对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社会礼俗形成了巨大冲击,对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中原文化进行了多方面的解构,也使文人的价值观念在时代思潮里进行翻腾。

而这些,为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助推力,为王实甫的《西厢记》”天下夺魁”奠定了时代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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