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曹寅十六岁时入宫为康熙銮仪卫，康熙二十九年任苏州织造，三年后移任江宁织造。康熙后六次南巡，其中四次皆住曹寅家。

曹寅家族共有四人担任过江宁织造一职，其实就是为宫廷供应丝织品并采办各种御用物品的皇商，曹寅还以包衣家臣的身份领取内务府帑银行商。但曹家不可避免的被卷入了康熙晚期皇子争储的斗争中，曹家曾多次保举八阿哥胤禩担任太子，惹怒了当时的四阿哥雍正，所以在雍正上台之后，马上就收拾了曹家，曾繁盛一时的曹家彻底土崩瓦解。

《清史稿·列传二百七十一·文苑二》记载曹寅，字楝亭，汉军正白旗人，世居沈阳，工部尚书玺子。累官通政使、江宁织造。有楝亭诗文词钞。

曹寅任上的巨额亏空

江宁织造官曹寅于康熙五十一年( 1712)七月二十三日病逝，他身后留下了巨额亏欠，其同时负责的江宁织造衙门亏空9万余两白银，兼任的两淮巡盐御史任上亏空23万多两白银，合计白银32万余两。据他的大舅子苏州织造李煦向康熙皇帝汇报，曹寅临死前跟他说:“无资可赔，无产可变,身虽死而目未瞑。”.

据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记载：以一文钱到康熙年间的酱园店，可以买酱醋油酒各一碗，谓之“四碗一文”。

康熙五十一年江南地区物价低廉，最好的米每石只要8钱银子，当时曹寅所亏欠钱款可以购买40多万石上好大米，按照当时“一石”为现在180斤来换算的话，即为7200万斤上好大米，如按现在市场上优质大米一斤3元人民币再折算的话，也就是说，曹寅离任(病逝)时共亏欠了2.16亿元人民币。

曹寅有如此巨额亏欠，康熙皇帝是怎么处理的呢?

一是康熙皇帝同意曹寅的大舅子李煦的请求，替妹夫曹寅(已故)担任下一任两淮巡盐御史，干满一年，将代理盐政任.上的经营利润除了缴纳国库指标外，多余部分用来为曹寅补缴亏欠。康熙皇帝在奏折上批示同意李煦的提议，同时告诫他要说话算话，“惟恐日久尔若变了,只为自己，即犬马不如矣”!

康熙帝

二是对曹寅不治罪，反而赞赏。如曹寅儿子曹颙所说“故父(曹寅)名节得荷矜全”。康熙皇帝一锤定音，给曹寅一个盖棺论定:“曹寅在织造任上，该地之人都说他名声好，且自督抚以至百姓，也都奏请以其子补缺。”不仅充分肯定曹寅的业绩，而且让他的儿子曹颙继续担任江宁织造官。
康熙皇帝亲切接见了曹颙，让他回去重新将康熙南巡期间驻跸江宁织造府时，曹寅为迎驾所费工程款再细细核算一遍，看还有什么遗漏未报的，再补充报销。与此同时，康熙皇帝还给了曹颙一个“大皮夹子”，3万两白银，让他将曹家向私人借的一些借款还了，所欠公款无需曹家费心补还，由两淮巡盐账上拨还。

江宁织造府遗址

那么，康熙皇帝对亏欠了巨额公款的曹家为何如此容忍呢?

首先是因为康熙皇帝与曹家关系极其密切。密切到什么程度?曹寅的父亲曹玺作为内务府包衣(全称是“包衣阿哈”，在满语中即家奴的意思),。

清代《皇朝通志》卷七十四《氏族略·满洲旗分内尼堪姓》记:”曹氏:曹玺，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沈阳地方，任(内)工部尚书。”

在康熙皇帝出生之前就是皇宫侍卫，深得皇室信任。康熙皇帝出生后，曹寅的母亲孙氏被选为康熙皇帝的保姆，这使得曹家与康熙皇帝的关系非同一般。曹寅比康熙皇帝小4岁，16岁时就在康熙身边伴读当差。有了这些原因，康熙皇帝即位后一直对曹家格外厚爱，从康熙二年( 1662)起，曹家三代四人曹玺、曹寅及其儿子曹颙、曹頫先后担任内务府的江宁织造官。并且，曹寅还与大舅子李煦从康熙四十二年( 1703 )开始轮管国家重点税收之一的两淮盐务，十年之中四任巡盐御史。康熙皇帝六次巡视江南曹寅五次承办接驾大典(四次在江宁接驾，一次在扬州接驾)，所受到的信任与器重远远超过地方督抚。

康熙下江南

康熙三十八年( 1699 )第三次南巡时，康熙皇帝从杭州回程江宁，驻跸曹家，年将五十的康熙皇帝见到曹寅的母亲，那位从小抱他、照顾他的“嬷嬷”时，感慨万端地说:“此吾家老人也!”还亲自写了“萱瑞堂”匾额赠送给“嬷嬷”。

冯景《解春集文钞》卷四《御书萱瑞堂记》记载:”康熙己卯夏四月，皇帝南巡回驭，止跸于江宁织造臣曹寅之府;寅绍父官，实维亲臣、世臣，故奉其寿母孙氏朝谒。上见之，色喜，且劳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赏赉甚厚。会庭中萱花开，遂御书’萱瑞堂’三大字以赐。”

所以，康熙皇帝同曹寅，虽然最主要的是君臣、主仆关系,但其中也有类似亲人的“家人感情”。

其次，曹寅无论是在苏州织造、江宁织造，还是两淮巡盐御史位置上，都曾肩负着很多与本职岗位毫不相干的任务。江宁织造说来是内务府的一个外派机构，负责织办皇宫和官用的绸缎布匹，实际上，它更多地承担了皇帝临时交给的差使，以及充任皇帝在江南地区的耳目，随时随地地将南方的各类信息以密奏的形式报告皇帝。当时正是清王朝蓬勃向上发展时期，但也暴露出了很多矛盾，作为历史上有为君主的康熙皇帝更是极其关注经济、文化都很发达而被清政府较迟占领的江南地区，他必须有一个非常信得过的人安插在这里。一个从小就跟他关系密切,而且经过忠诚考验，能力也很强的曹氏家人，理所当然地承担了这个角色。曹氏三代人尤其是曹寅，不仅与康熙皇帝是同龄人，甚至是共吃母乳长大，在一起读书，文武兼备，青年时期就深得康熙皇帝信赖和赏识，兼之曹寅文化造诣很深，喜好文艺、爱好藏书，又精通诗词、戏曲和书法，与多才多艺的康熙皇帝有共同语言，如此一来，曹寅的角色就不止是“眼线”了，甚至可以说，他成了康熙皇帝处理江南事务的一个“助手”。

史料也充分证明，曹寅在世时对江南地区的文化、经济乃至政治都有重要影响。甚至有研究者认为，曹寅是康熙设在江南地区的“统战”负责人。

如《南京通史·清代卷》中提到，康熙曾多次叮嘱曹寅：“以后有闻地方细小之事，必具密折来奏。”
和《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收录的3119件奏折中，曹寅和苏州织造李煦所上的密折有619件之多，接近总数的五分之一。两人的奏折中，既有地方晴雨农情、市况粮价，也有访查得知的官绅隐私、民众起事等重大问题，内容与织造事务有关的数量很少。

再者，曹寅亏欠的巨款，有相当大一部分并非他贪为已有了。无论是五次承办南巡迎驾大典，还是做江南广大地区的“统战工作”，或者完成一些皇帝、皇室成员甚至朝中权贵们交办的额外差使，明的暗的，这些都需要花费大笔银子。
经请示康熙皇帝，曹寅曾在江宁织造府署修整西花园，工程颇大，耗资不少，据故宫博物院一件明清档案显示:“曹寅在西花园修建房屋、挖河、堆泊岸等项工程，共用银十一万六千五百九十七两九钱七厘，依照修建工程核算，实际用银多出八百六十六两余。再者，修建房屋、亭子、船只、雨搭、帘子等项，又用银七万七千八百八十五两余。”光一个西花园的工程就花费了大约19.5万两银子，由此类推，五次承办迎驾大典的开销应该是个天文数字!

西花园景观

对于这些，精明过人的康熙皇帝当然一清二楚，所以他让曹寅和李煦轮任“两淮巡盐御史”这个肥缺，希望他们能慢慢堵上亏欠“漏洞”。据李煦自己汇报，两淮盐务扣除应缴国家税收外，一年的纯收入通常为55万~56万两银子。康熙五十二年( 1713)两淮盐务的实际纯收入为58.6万两。其实，两淮盐务的实际年纯收人还有不小的空间。
有个历史细节不容忽视。康熙五十三年( 1714)八月，康熙皇帝曾对心腹大臣说:“两淮盐课原疏内，止令曹寅、李煦管理十年，今十年已满，曹寅、李煦逐年亏欠钱粮，共至一百八十余万两。”这是康熙皇帝的心中实数。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之前两江总督噶礼曾经密奏康熙皇帝，“欲参曹寅、李煦亏欠两淮盐课银三百万两”。噶礼既然敢在奏折中向皇帝说出这个亏欠数字，绝对不是毫无根据的。但是，康熙皇帝不许他公开参劾曹寅、李煦，于是两人亏欠300万两银子的说法不了了之。如上所述，曹寅去世后，康熙皇帝认定曹寅与李煦管理两淮盐务十年间的亏空为180万两，皇帝金口玉言，再说皇权家天下，皇帝说多少就是多少。

康熙皇帝是个极其睿智的“明君”，他将曹寅、李煦的十年盐务亏欠减去120万两，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他最清楚，曹寅、李煦为皇帝、皇家花去的巨额银子无法列出完整账目，有些即便有个粗账，但也无法报销，如康熙五十一年( 1712)十一月内务府在盘点旧账时自己查出来:曹寅为迎驾修整西花园的19万5349两银子没有给他报销!如果再细查的话，这样的账目肯定还有，但是内务府的账目实在是一笔糊涂账，这一点，康熙皇帝自然心知肚明。所以说，他给曹寅、李煦“减”去120万两银子的亏欠，也不是毫无来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