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霞帔

唐代妇女在裙衫之外还会穿着帔，帔也叫帔帛或帔子，它好像是一条很长的大围巾，但质地轻薄柔曼，从颈肩上搭下，成为唐代女装重要的组成部分。及至宋代，妇女日常已不穿帔。但正像若干前一时代的常服在后一时代变作礼服一样，帔帛在宋代妇女的礼服中却以霞帔的名称出现，成为一宗隆重的装饰品。这时它平展地垂于胸腹之前，与唐代帔帛之随意裹曳的着法大不相同。

霞帔

霞帔一词初见于唐代。诗人白居易《长庆集·霓裳羽衣歌和微之》中有”虹裳霞帔步摇冠”之句，但这只是说舞女的帔子色艳若霞，和作为专门名称的宋代霞帔不同。服装史中有些名字世代因袭，容易混淆。

宋代帔坠

为了使霞帔平展地下垂，遂于其底部系以帔坠。宋墓中出土者为数不少。就已知的实例而言，以南京幕府山北宋墓所出金帔坠为最早。这件帔坠高8.5厘米、宽5.7厘米，外轮廓呈心形，透雕凤凰牡丹纹。晚出的帔坠在外形和尺寸上与之大体相仿。

比如，上海宝山月浦南宋宝庆二年（1226年）谭氏墓出土的银，金鸳鸯纹帔坠；福建福州浮仓山南宋淳祐三年（1243年）黄昇墓出土的银卷草纹帔坠；浙江湖州龙溪三天门南宋墓出土的金卷草纹帔坠；江苏武进蒋塘5号南宋墓（此墓的年代不早于1237年，不晚于1260年）出土的三件銮金银帔坠；江西德安桃源山南宋咸淳十年周氏墓出土的两件靈金银帔坠，一件透雕绣球朵帶纹，上方有”转官”二字，另一件透雕竹时纹，上方有一”寿”字；

它们的轮廓均呈心形，高约6-8厘米。此外，1993年在上海举办的中国文物精华展中，展出了安徽宣城西郊密场宋墓出土的一件双龙纹金帔坠，高7.8厘米；其龙纹的造型甚为别致，每条龙各有三翼，尾部上扬，变成图案化的卷草纹，为前所未见。审其形制，亦应为南宋时物。

金帔坠

南宋的金帔坠不多，除此例之外，只在福州黄昇墓还出过一件圆形的凤纹金坠。虽然北宋时已有帔坠的实例，但至南宋时此物才比较常见。《宋史·與服志》也是在写”中兴”以后的南宋”后妃之服”时才提到坠子。不过，南宋后妃用的不是金帔坠而是玉帔坠。《宋史·舆服志》说：”后妃大袖，生色领，长裙，霞帔，玉坠子。”

过去在玉器中从未鉴定出此类玉帔坠，今以上述金银坠子为据，通过比较，可以初步判定故宫旧藏的一件双凤纹玉饰应即南宋后妃所用玉坠子。此器著录于《中国美术全集·玉器卷》，书中定为唐物，似有可商。

应当注意的是，在南宋时，霞帔坠子还没有形成严格的制度，其纹饰式样纷繁，民间也广泛使用。

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说，这时杭州嫁娶时所送聘礼， “富贵之家当备三金送之，则金钏、金银、金帔坠者是也。若铺席宅舍或无金器，以银镀代之。否则贫富不同，亦从其便”。

双龙戏珠圆霞帔金坠（元代）

元代帔坠

元代的帔坠在苏州虎丘吕师孟墓、安徽六安花石嘴元墓及长沙延祐五年（1318年）墓中均曾出土。前两例饰一对鸳鸯，后一例饰双龙戏珠图案，都是成对的禽兽图案，式样大体沿袭宋代之旧，而与明式帔坠的纹饰有别。

明代帔坠

明代的帔坠又称”坠头”，在南京板仓村明初墓、北京南苑苇子坑夏儒墓、江西南城嘉靖十八年（1539年）朱祐槟墓、上海浦东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陆氏墓、甘肃兰州上西园正德五年（1510年）彭泽墓及安微歙县黄山仪表厂明墓中均曾出土。一般高9厘米左右。

这时的帔坠有的附有挂钩，佩戴时更为方便。根据黄山仪表厂明墓出土帔坠上的刻文，当时将这种挂钩称作”钓圈”。《明史·與服志》说，明代一品至五品命妇的霞帔上缀金帔坠，六品、七品缀镀金帔坠，八品、九品缀银帔坠。

洪武二十四年规定：公侯及一品二品命妇的霞帔绣翟纹，三品四品绣孔雀纹，五品绣鸳鸯纹，六品七品绣练鹊纹。”坠子中饭花禽一，四面云霞文，禽如霞帔，随品级用”。

则明代帔坠的纹饰中只有一只禽鸟；凡雕出对禽纹或非禽鸟纹的帔坠，倘非皇室所用，则时代均应早于明。而且还可以根据明代帔坠所饰禽鸟的品种，推测其主人的身份。如南京板仓村明墓出土的翟纹帔坠，佩戴者应为公侯夫人或一、二品命妇；而黄山仪表厂明墓出土的练鹊纹帔坠，则是作为六、七品官员母、妻之安人、孺人等所佩戴的了。

佩戴方式

在若干考古报告中，常将帔坠称为香囊、银熏或佩饰，有时发表的图片或将心形帔坠的尖端向下倒置，可见对帔坠还存在着不少误解。此物为系在霞帔上的帔坠是有确切证据的，福州黄昇墓的金帔坠出土时尚缝在褐色绣花霞帔底端，江西德安周氏墓的银帔坠出土时也缝在素罗霞帔底端。

再如《历代帝后像》中的宋宣祖后像、《岐阳王世家文物图集》中的明代朱佛女画像，也都在所佩霞帔底端系有坠子。但它们多是正面像，看来仿佛霞帔从颈后绕过双肩便下垂于身前。而根据明《中东宫冠服》所绘施凤纹霞帔之大衫的正、背面图，可知霞帔乃是两截，分别从大衫背后下摆底部开始向上延伸，与唐代帔子的形制已大不相同。

朱佛女像

已发现之等级最高的霞帔坠子出土于定陵，在其第2号和第14号器物箱内，各出分成两截的霞帔一副、金帔坠一件。坠体的轮廓亦呈心形，高9.4厘米。其与各地出土的明代帔坠相近，惟两面膨起较高，且不饰禽鸟，而是二龙戏珠纹。此坠之顶部还有四片托叶，拢合成蒂形，其上装金钩。

与朱祐槟墓及黄山仪表厂明墓之帔坠上的金钩不同的是，此钩的钩首特别长，有如一根托子，当中还装凸樽；此托穿过霞帔底部的扣环后，可以将样卡在坠子背面的凹槽中，如此则不易脱下。该帔坠不仅设计周密，而且镶嵌宝石和珍珠，堪称精美的宫廷文物。但发掘报告称之为”镶珠宝桃形香薰”，还将挂钩视为”手柄”，说它：”既可以拿在手中，又可以插在腰带上随身携带。”与实际情况就大相径庭了。

以上列举的明代帔坠，大多数是合乎制度的。定陵所出者不必说：彭泽墓出土的坠子上刻有”银造局，正德五年八月，内造”字样，亦足为证。不过官僚富户也可以自造帔坠。这在南宋已有先例，《梦粱录》言之凿凿；德安周氏墓所出带”转官”字样的帔坠，肯定不是官方规定的式样。

浙江新昌南宋墓出土的一件玉帔坠，镂出鸳鸯穿花和一个”心”字，不禁令人忆起《小山词》”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之句，”心字”宁有深意耶？纱罗上饰心字纹而已。但穿起两袭饰心字纹之罗衣，用心亦良苦。

虽然定陵出土的绦环和耳坠都有饰以”心”字的，可是这种情思缰绻的纹样，应不会被纳入正规舆服序列之中。再如上海打浦桥明代御医顾定芳夫妇墓女棺中所出帔坠，有心形的，还有正六边形与长六边形组合而成的，均在銮金镂花嵌宝石的银边框中镶透雕玉饰。松江富庶，手工业发达，其制作之精巧自不待言，然而却难以将它视为明代破坠之常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