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朝内廷的管理部务大臣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其实新皇帝也一样，继位之后头等大事就是政务改革。从统治清王朝开始，雍正皇帝就恢复了清初的管理部务大臣职位，目的很明确，就是皇帝要自己控制外朝，雍正皇帝经常将心腹内廷高层人员安插在某些外朝重要机构，主要是六部的最高行政职位。比如下面这张图表，就是雍正皇帝任命管理部务大臣的制度，图中中部的那条想象的线条，显示出一个部是怎样一分为二，低级的行政部门（位于外朝）处于底部，它们之上是该部的堂官。

雍正皇帝任命管理部务大臣的制度

雍正皇帝可能很熟悉许多或所有的堂官，有时他们被指派在内廷工作。将管理部务大臣置于所有这些官员之上，身居最高层，处于监管一切部务的优势地位。上面这一图表提供了各部上层的一个极简略的结构图。图中的分界线将清吏司与上层的堂官分开。尽管六部属于外朝，但皇帝通常很熟悉各部堂官，这些人常在内廷办公。

清朝皇帝都安排心腹内臣担任管理部务的大臣，以此来统治控制外朝

依复职制的规定，六部的最高长官尚书和侍郎在满汉间严格按比例分配，然而，管理部务大臣这一职位常常由满洲人或蒙古人担任，且该职位并不常设。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率先频繁命人担任此职，即便如此，他们也经常允许一些部院在没有管理部务大臣的情况下工作。18世纪的管理部务大臣通常是内廷人员，即宗室王公或大学士等皇帝的高级心腹。

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任命管理部务大臣的名单

在18世纪下半叶，也任命一些军机大臣。19世纪初的晚清，情况发生了变化，内廷与各部堂官高层的联络不是通过所任命的管理部务大臣，而是通过军机大臣，这些人被视作内廷任命的人员，同时兼任部院尚书。19世纪下半叶，管理部务大臣的任命更为少见，有时由王公担任。

依照满汉复职制做法，六部的长官即尚书和侍郎严格按比例在满人和汉人间分配。然而，在18世纪重新设立管理部务大臣后，这些最高职位通常由内廷人员比如宗室王公，尤其是皇帝心腹的满洲和蒙古大学士担任。尽管有一些重要的汉人也是管理部务大臣，但大体说来，这一职位的任命削弱了清朝传统的政府任命上满汉平等的做法。

皇帝集权的架构图

在清初，这种任命偶尔一见，基本上限于宗室亲王、郡王、贝勒和贝子担任，他们是1631年六部初设时被任命担任六部最高长官的。对诸王的任用持续到1640年代，顺治皇帝（1644年—1661年在位）时摄政王多尔衮予以废止。

尽管管理部务大臣很快得以恢复，但康熙皇帝对此的任命很有限，在实际亲政的五十三年间，仅有六次，大部分是从大学士而不是从诸王中指派。雍正皇帝任命了更多的管理部务大臣，但当认识到许多宗室不值得信任后，很快就转向其他人员比如大学士来填充这些职位。

皇城的外朝位置

雍正皇帝强化清初的管理部务大臣职位，但做法与传统的并不完全相同

雍正皇帝增添了数方面的内容，在做法上自有特色。他任命这些职位充满了不确定性。他的用词变化无常，使用各种各样的动词：”总理”、”管”或”管理”、”料理”、”兼”或”兼理”。它们上下高低的区别大概只有皇帝自己清楚。

如是，雍正皇帝将这种最高级的任命给予少数他所青睐之人，一方面赏给他们受人尊崇的品级和权力，另一面用仅稍有变化的名称，引其前行。

雍正帝

雍正皇帝任命管理部务大臣，满汉并用，但在初年，更多的是满人，特别是满洲王公

满人占优可能是管理部务大臣不得不从官书的名单中略去的原因。这些职位倾覆了从六部堂官的复职制任命所推测出的平衡（复职制是清朝在官员任命上满汉数目相等的平衡做法）。

为避免这一大肆渲染的行政目标的缺陷被揭露，掩饰是必需的。因此，这种任命一直是非正式的。当然官僚上层都是知道他们的，例如雍正三年（1725年）和六年（1728年）各部尚书名单中，未提及任何管理部务大臣，尽管我们知道当时存在着这种任命。

这些官员是被遮掩的内廷人员，他们与君主和外朝的关系并不确定，由于亲近君主从而掌握着令人敬畏的权力。他们的职位当时就不甚清楚，因此这种做法肯定是有所考虑的。

清廷高度机密机构：军机处，由雍正帝设立

雍正皇帝统治的管理部务大臣的作用是什么？

一些管理部务大臣的任命，像深受雍正皇帝宠信的怡亲王在户部任职，意在用内廷人员来监管外朝的一个关键机构。但一些人具有两面性，这很好地表明了雍正皇帝有意以一种模糊的形式来对付他的大臣。

可以说，除了使用管理部务大臣职位以控制外朝机构，雍正皇帝也能利用这样的指派减少内廷实权人物的数目，对这些人他不完全信任但又不能除去。拥有权势且与皇帝关系密切的”舅舅”隆科多，显然就是这样的情况。雍正皇帝统治才一个月，就任命隆科多为吏部尚书，上谕认为对他应予赏赐、委以重任。而作为对他的制衡，雍正皇帝任命满洲权贵富宁安为大学士，同时命富宁安兼吏部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