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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处会为皇帝的出巡做哪些准备?其主导地位究竟有多大?

清代军机处的事务安排

军机处的有些建议过于琐屑,不可能要求皇帝关注实施细节,但征得他最后同意依然常常是必需的。例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军机处撰拟了安南(今越南)国王参观承德避暑山庄的活动及款待事项。规划了为期五周轻松自在的听戏、与宴、观烟火、放河灯和游玩,对于皇帝的一些喜好大都做了考虑。乾隆皇帝会信手添上一些内容,但总体上对于这类事情他会批准所呈递的安排。

军机处也制订皇帝出巡的细节,这一工作在乾隆朝特别繁重,因为乾隆皇帝喜欢巡游。一次出巡可能是有着上千扈从的大规模的国家行动,也可能只是离开京城的一次简单临时驻跸,或是在京城之外的圆明园或热河停留。规定礼仪、考虑地形以及安排运输足够的物资以保证出巡途中政府的运作,这种种复杂工作与战争所带来的挑战很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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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一次,出巡超过三千人,包括四十五或五十位近臣,主要是满洲人和蒙古人,他们中间有侍卫、王公、一些军机大臣、那些伴随圣驾之人,以及少数受宠信者。部院官员常常出现在大规模的出巡队伍中,但是有次出巡的计划中未出现两个最重要的部,吏部和户部的人员,相反安排军机处”兼管”。

运输本身也是个问题。有人估计需要六千匹马以供部分出巡成员坐骑(还有备用的马匹),并需要为有些人准备车辆(需要役畜、草料及准备饮水地点)。也有几次,内廷成员乘船出巡,这些船得到了准许,都有预先颁发的特殊的红票。帐篷、炊具及餐具必须在每一天行程结束时顺利就位。一个报时的钟是必需之物,即便皇帝一行由水路行进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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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巡时,必须建立皇帝专用的邮驿,不仅为了向不断变动的帝王驻畔之地呈递各省奏折,同时也便于与那些留守京师、掌握整个京师官僚全部文件的人联络。提前所做的出巡计划也包括皇帝沿途将要游览以及要做的事情。地方官员向北京派送特别备办的物资以支持皇帝的意愿。绘有景点的地图经皇帝审批,用笔画出皇帝可能路过的景点,并有标签说明皇帝何时前往观光,一张是水利工程的地图,另一张是军事据点的地图。

也有小幅折叠式的册子,大概四英寸高,以中国卷轴画的形式制成,可以不断地打开,展现沿途景色:山脉、丘陵、村庄、军营,甚至房屋、树木。有一幅是为皇帝巡视大运河准备的,也画出了出巡队伍要经过的城镇,有着完整的城墙和四个城门。在一些出巡途中,皇帝接见候补官员,接见、嘉奖致仕官员、地方显贵,或举行召试,或质询在籍的废员,有些会重新起用。尽管军机处向其他的宫内和中央机构以及地方寻求帮助,但对所有这些事宜的安排,它要负最后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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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任命与军机处记名名单

在军机处协调自己与其他外朝机构行政活动的一些任务中,官员的任命是最敏感的问题。所有重要的任命都要皇帝首肯,用于引见的人员名单和宣布皇帝任命的上谕基本上是在军机处办理的,尽管大多数情况下,军机处的工作建立在由吏部(若是武职,则是由兵部)提供的背景信息之上。

然而18世纪人员任命过程中的一个显著不同在于,军机处获得了某种专有的赞助权。在吏部或兵部提供的记名名单之外,允许军机处使用自己的名单。这些名单所开列的是那些在引见时表现突出,将要安排到合适职位上去的候选人。当有出缺,就要参考这些名单,选出合适之人,看需要满人还是汉人。当一个名单中的人员派完,要开始新一轮的引见,产生新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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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军机处是如何设法开辟自己的赞助源的,但有材料显示,到乾隆中期,允许军机处将一些人选放入自己的总兵和副将的记名名单中。而且,军机处的记名名单似乎是小心翼翼地避开外朝耳目。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的两道上谕揭示了这一点,它们都是关于同一次引见结果的,兵部对此提供了一位总督保举的数个职位上的人选。

根据抄入军机处自己秘密收藏档册中的上谕,在引见中表现出色的三人,一个副将、两个参将,被记作”交军机处记名”。但是,同一天起居注中的明发上谕所记同一次引见的结果却没有提到任何军机处的记名名单。三位军机处提名人员只是写作”览”。军机处的赞助身份被隐瞒了起来。

接下来的嘉庆朝,一份带有反对声音的兵部题本可能揭示了以上这种隐蔽做法的原因。它抱怨说,因为军机处负责将数个名单呈览皇帝,到皇帝做出任命之时,放在皇帝面前的是军机处而不是兵部提供的名单。那些在地方忠心耿耿效力多年、不幸受到部院而不是军机处保举的人都被忽略了,得宠的是那些新近在军机处的记名名单中占一席之地的人选。部院的保举希望渺茫。

军机处保举的效果可以清楚地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一个副将的例子中看出。这个人于四十一年(1776年)引见,写入擢升总兵的军机处记名名单,第二年年中,他如愿以偿。四十三年(1778年)初,他再次升迁,得到一个”紧要”的总兵缺。这样的速度——在18世纪壅滞的官僚升迁中是特例——证实了军机处记名名单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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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处的行政事务还包括许多复杂事务

军机处作为内廷的行政执行机构,通过跟踪问题和文件,为皇帝的行政铺平道路,并且负责数不清的安排,其中一些对于皇帝的决策有着微妙的影响。而且,军机处以值得称道的高效率完成这一切,从随手登记档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大多数情况下,在文件抵达军机处的当天,军机处就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军机处与外朝机构关系复杂,相辅相成,相克相生。军机处规模小、效率高,但它不得不依靠外朝机构以处理与本章相关的大量工作,核查各省奏报,诸如数目精确与否,以及是否遵循成例行事。这些机构也保存着它们处理过的相关档案,当军机处有所要求时,这些机构要提供信息。甚至转交给外朝的奏折也成为军机处的信息来源。

然而,不允许外朝机构取代或凌驾于军机处之上。凭借对于奏折体系的垄断,军机处控制了所有接触秘密信息的渠道,将许多文件留在内廷。军机处也偶尔利用内廷的保密性和非正式性以扩展它所处理的问题,或是巧妙地避开部院创立它自己的记名名单,或是重新书写部院的议覆。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雍正皇帝过去常常利用他的内廷代理人以及其他内廷侍臣绕开外朝,而他们的这些18世纪晚期的继任者有时亲自绕过外朝,以营建他们在内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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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处的主导地位有多大?

此外,军机大臣无疑自有盘算。积极使用自己的记名名单就揭示了他们是在努力争取自己的利益,同时调谐与外朝以及与君主权力的关系,而管理国家却又不允许他们追求一己私利。在当时的中国政界,为了私利而滥用公众信任的指控若成立,将会使这种卑劣之人身败名裂。

军机处升至权力中心是冒着激起失势者强烈猜忌和报复风险的。当时军机大臣或许成功地争取到了自己的利益,但他们必须小心行事。军机处的许多行政业务能为自己所做的也就仅此而已。

军机处会为皇帝的出巡做哪些准备?其主导地位究竟有多大?

军机处的地位上升,不仅在内廷,而且对于外朝以及外省的管理都居主导地位,是它在18世纪鼎盛时期的主要成就。乾隆初年内廷机构统一,在服丧期结束后变成了一个常设机构,军机处在18世纪得以成长,从前的君主独断也转变成皇帝一军机大臣的统治形式,这一直持续到清朝结束。

皇帝不再直接处理许多与外朝相关联的问题。军机大臣通过兼职,现在监管着许多外朝事务,必要时会积极干预。交给外朝的调查会在军机处解决,甚至有时会重新书写。一个新的管理层军机处现在矗立在皇帝和外朝中间。

与各省的关系现在也以不同的方式处理。随着许多问题都转归军机处,外朝通信系统的一些领域也被新的奏折体系占有。另外,至乾隆时期,所有的奏折以及本章都在内廷受到监控,军机大臣浏览并常常就所有事关各省的重要文件向皇帝提出建议。

军机处会为皇帝的出巡做哪些准备?其主导地位究竟有多大?

军机大臣在内廷行政中的作用不甚清楚。乾隆时期,许多满军机大臣同时在内务府担任职务,这可能导致了这两个主要的内廷机构在那一时期的合作。然而到了嘉庆朝,不再任命军机大臣作为御前大臣在内务府兼职,两个机构发生了分离。这无疑可以限制以前的合作模式。

军机处在内廷、外朝以及地方的行政中居支配地位,意味着这一新的机构现在综揽了许多以前被分别处理的政务,一些例行事务以前是由外朝官僚机构独立处理的,而一些事务曾由君主独自处理。军机处的崛起给中国政治体制带来了新的内廷霸权。

参考文献:《清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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