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从雍正朝开始，奏折制度稳定发展，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管理朝政的体系。比如，雍正时期出现新的问题，在地方官员薪俸之外添加养廉银，这主要就是通过奏折往来解决的，再比如对于火耗银子的征收，也成为奏折处理的问题，因为只有在内廷处理私密奏折才能避免外朝对它们的猜疑。另外，在雍正时期，许多应该完全属于外朝的事务，都会被秘密地上呈皇帝，也就交由内廷处理，这就是“密奏”，这些密奏行走在皇帝与军机处和南书房大臣之间。

雍正皇帝御批的奏折

1、内廷奏折可以处理哪些事宜？

现存雍正皇帝去世（雍正13年8月）至乾隆初年（乾隆元年至二年）奏折中处理的问题，涉及了内地各省，有时还涉及西北塞外地区的各色人等，从官员、富商到地方衙门胥役和农民。当然，这一时期许多奏折仍然关注战争，尤其是军队的人事问题，如奖赏那些表现突出的人员以及战死沙场的士兵的家庭。

清代内廷

内廷奏折处理最多的就是财政问题，比如造钱，物价，收成，赋税，官员豁免，以及特别的问题诸如地方仓库的支出项目。另一大的领域与人事有关：任命，升迁，调转，引见，以及降罚。甚至司法事务案件以及有关刑讯的细节也可以具折上奏。雨雪天气、灾情丰收也可以通过奏折上报。有关皇帝家庭者——后妃、皇子——似乎不在奏折系统之内，除非这些人涉及政务或是犯罪。但即便没有这些，皇帝和他的大臣每天都要面对源源不断涌入内廷的数量众多、各种各样、内容广泛的报告。

其中许多问题雍正时已在奏折中出现，但当时仅有少数人员进行处置：皇帝自己加上几个内廷代理人——有时两三人，有时是张廷玉一人。只要内廷全力应付西北战事，那么对这些问题就不可能细致研究和讨论。然而现在，内廷的统一带来了扩张，可以认真处理这些问题了。

清代外朝

2、如何处理送交外朝的奏折？

在以前，为了交部院处理，不得不重新抄写一份奏折，有时是改写，以题本的形式上呈。但乾隆皇帝继位后不久停止了这一要求。在乾隆及以后时期只是偶尔在奏折中能见到，只要合适，奏折就可以直接交外朝。有时皇帝下达走此种程序的指示，但是大臣如鄂尔泰、张廷玉也可以发出必要的指令。乾隆朝伊始就使用了一种新的档册即外寄档，以保存移交给外朝的奏折抄件。

重写奏折再经由本章体系上呈，费时费力，此项要求的中止是很重要的一步，它使奏折的处理更加高效，因为这些奏折及朱批现在可以直接送往外朝，不会因重抄而误事。从这时起，外朝机构日常处理的有题本，也有奏折。奏折很快可以在邸抄中刊布。

清代奏折

奏折送交外朝的决定，现在也可以作为先例出现在《清会典》和《清会典事例》中。而且，奏折的副本在外朝的档案库中存档，外朝编纂史书时可资利用。尽管最初仅有一些奏折交付外朝处理，但随后逐渐增多。这种改进的意义在于，奏折制度不再是皇帝、内廷圈子与外省间的一种私人通信渠道。除了一些特别指定的奏折外，现在这一制度更少秘密性，成为正式制度。

3、奏折档案的保存

到了雍正朝时期，奏折数量急剧上升，如何保存这些奏折档案就成了一个新问题。尽管雍正内廷的许多形式继续沿用用草书抄写的录副奏折的方式来保存奏折档案。雍正朝，办理军机大臣负责内廷的汉文议覆档，由于这一机构的使命所在，议覆档只讨论西北战争。

大臣上呈给皇帝的奏折

然而，雍正皇帝一去世，乾隆帝就建立了一种专门关注西北战事的新档册——边备夷情档。同时，旧有的议覆档得以扩展，包括现在涌入内廷的广泛内容。这一变化特别显著，它可能从雍正皇帝去世之日就开始了。从那时起，所有送达总理事务王大至最高成员的各种问题被抄入档册，而这种档册此前只关注军事问题。

满文档册在乾隆皇帝统治伊始也发生了变化，雍正时期的一些旧有名称消失了，出现了一些新名称。在总理事务王大臣解散后，可以看到资料保存上的其他变化；其中的一些如使用“随手登记档”，在总理事务王大臣时就已确立，当然现在已看不到了。总理事务王大臣在内廷处理奏折及其衍生物，使得它能接触到整个官僚系统不能看到的信息。除此之外，处理这些通信的职责也使得总理事务王大臣的成员经常能见到乾隆皇帝。

皇帝的朱批

4、清廷奏折的出版由谁负责？

从乾隆皇帝统治开始，内廷通信开始在官方出版。在过去，官方出版多是翰林院等外朝机构的职责，常常是以一位大学士负全责。而雍正时内廷代理人也监管编纂事宜，特别是在官方材料出现棘手问题或要掩盖、删除不想要的事实的时候。正因如此，有人认为张廷玉负责纂修康熙实录，使得雍正取得皇位的某些遭人质疑的密谋隐晦不明。

然而，雍正朝并不以大规模的出版著称。战争以及对于脆弱财政的关切、王公的反对，还有国家体制其他的缺陷，都不允许过多关注文治。

皇帝御批奏折档案

在雍正朝，数量众多、卷帙庞大的雍正朱批及上谕的编纂工作已经开始，但大多数最终在乾隆初出版，如《雍正朱批谕旨》《上谕内阁》《上谕八旗》，雍正时期书籍编纂出版相对较少，只有到了乾隆朝才出版了大量典籍，这成为清朝盛世的一个标志。的确，总理事务王大臣时期伊始，就开始了出版工作，一直持续到规定的遵循父道的三年服丧期结束。

尽管没有找到总理事务王大臣时期的精确出版目录，但一份早期的奏折列了当时进行的项目。这份奏折给出的数字惊人：在乾隆初年有26个不同的编纂出版机构，其中6个刚刚完成了它们的任务，正在解散当中，另20个仍在工作。许多机构，比如实录馆，所编书籍不止一种，而另一些编纂任务如部院则例交给了各部院，因此这些进行中的编纂项目的总数事实上要比具奏的数量大得多。其中至少有十项可以确定是乾隆朝新建立的，其他的一些延续以前。

写奏折的大臣

总理事务王大臣时期出版项目编纂人员的组成也有其意义。总理事务王大臣的成员（主要是鄂尔泰、张廷玉）几乎是所有新的编纂班子的领衔之人。他们并不从事目复一日的具体编纂工作，但身处监管职位，有权制定政策，进行干预。出版是政府活动的一个稳步扩大的领域。总理事务王大臣与这种扩张同步，而且对其中的许多予以指导。

总理事务王大臣同时兼管国史馆，这个机构负责篡修清朝国史。乾隆元年初，有人奏请应继续编纂国史。总理事务王大臣调查了以前的编史情况，发现康熙皇帝已经着手《三朝国史》的编纂，雍正皇帝步随其后，又加上了康熙朝，创立了《四朝国史》。总理事务王大臣奏报说，经过雍正时期的编写，官修的四个主要部分（本纪、志、表、列传）在雍正末年都有了初稿，但还需要修订。具奏人最后认为，现在该开始着手编写国史的雍正朝部分了。

参考文献：《清实录》《雍正皇帝御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