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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官文化:个人的不幸,成全了文化的大幸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中提到:

中国历史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这样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的不错。

贬,是中国古代官员被降职,从政治中心被流放到边缘地带。在漫长的历史中,有数不清的官员遭受到这样的惩罚。比如我们十分熟悉的苏轼、范仲淹、柳宗元、韩愈等。

“被贬”,对于个人而言,是人生遭遇了最低处,一腔政治抱负被统治者浇了一桶冷水,那真是透心凉。然而神奇的是,许多贬官的高光时刻,也是在这段低落的人生中。

贬官虽然被流放到蛮荒之地,心中那点昌明的火苗却没有熄灭。他们把自己的文化思想、治世抱负都贡献给了流放地。譬如苏轼之于黄州,韩愈之于潮州,范仲淹之于岳阳。

贬官文化:个人的不幸,成全了文化的大幸

1、“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文人,在政治上节节败退

在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皇帝至尊无上的地位,一人统领百官和百姓。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是允许任何人有反动思想的。官员只要为“朕”服务,替“朕”说话,自然一生顺风顺水。

然而,历代文人总有一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风骨。就是这种风骨,导致他们在风云诡谲的政治上,节节败退。

书生们寒窗苦读多年,通过科考崭露头角,一心想着为国为民,要干一番大事业。谁知道,进入官场之后,需要面对的不是经世治国,而是看不见的刀光血影——权谋。

皇帝要维护自己的大一统,政客要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朝堂之上,充斥着虚伪、残忍、暴戾、愚昧、狡诈。

正直的文人无法强迫自己成为权谋家,因为他们内心深处,始终保留一丝善良和正义的火苗。正是这点火苗,让他们无法和黑暗同流合污。

贬官文化:个人的不幸,成全了文化的大幸

被贬的文人们,如果用一种动物来形容,我觉得是驴子,犟得很,动不动就梗着脖子,直言上谏:“皇帝你做得不对!”可惜,中国历代皇帝,又有几个肚子的容量大到能容得下这些“不知好歹”的犟驴子?

余秋雨在《流浪的土地》中列举了一批贬官:魏琯主张一个犯人的“妻子应免流徙”;季开生向皇帝进言,别在民间选美女;郝浴弹劾吴三桂骄横不法……

虽然今天看来,贬官站的是正义一方,有侠士的风骨。但文人和侠客相比,实在是大有不如。侠客不爽,可以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文人不爽,只能在嘴皮子上逞能,骂骂皇帝,然后就被皇帝一脚踹到天涯海角去,眼不见为净。

从贬官自身来说,贬谪是不幸的,但对于他们的贬谪地,甚至对于文学史,这又是天大的幸事。

贬官文化:个人的不幸,成全了文化的大幸

2、以折辱之身,点燃文明的火种

贬谪地大多闭塞荒凉。比如岭南地区,地处南蛮,古属百越之地,开化很晚。再加上南方湿热,树木茂盛,滋生各种蚊虫,是疟疾高发地区。

《隋志》中载:“岭南二十余郡,地势低湿,暑热,湿气交蒸,疫疠为害,向被称为瘴疠之区。”《潮汕府志》也说:“唐宋以前,山川之间多瘴疠,被视作贬谪的区域。”

公元819年,韩愈进谏《论佛骨表》,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被贬到瘴疠之乡——潮州。临走前,韩愈抱着此去必死的决心。侄孙韩湘来送别,韩愈写下流传千古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其中有两句“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可见韩愈做了最坏的打算。

当然,他没死成。还干了很多好事,后来被召回了京城。

贬官最让人敬重的一点是,他们背负着深重的苦难,却没有在凄风苦雨里自怜太久。他们把前半生没有实现的一腔抱负,都贡献给了蛮荒的贬谪地,让文化荒漠开出了第一朵花。

贬官文化:个人的不幸,成全了文化的大幸

韩愈只在潮州呆了8个月,但他励精图治,开展了很多利民实事,劝课农桑,释放奴隶,办乡学教育、兴修水利、驱除鳄鱼等,这座南蛮小城,焕然一新。到宋代,潮州已不再是令人闻之色变的“蛮夷之地”,摇身一变,成为人文鼎盛、重礼崇儒的“海滨邹鲁”。

“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潮州有一条溪水穿城而过,古称“鳄溪”,韩愈走后,潮州人将“鳄溪”改名为“韩江”,江边的笔架山改名为“韩山”,并且修了一座韩文公祠,供奉千年香火。在中国大多数地方,学子们拜的都是孔子,唯有潮州城内的学子,拜的是韩愈。

贬官文化:个人的不幸,成全了文化的大幸

韩山脚下有一所师范学院,那是我的母校。教授曾津津有味地向我们讲述韩愈的故事,解析韩愈的诗文。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毕业后会成为教师,分散到潮汕各地,把知识分享给一代又一代的孩童。这是隔着千年时光的传承。而我们作为其中一个小小的纽带,和千年前的韩愈产生了某种联系。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

无独有偶,刘禹锡被贬连州,苏州被贬黄州儋州惠州,柳宗元被贬永州……

余秋雨在《流放者的土地》一文中写道: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他们的外部身份和遭遇可以一变再变,但内心的高贵却未曾全然销蚀。”

无数文人以折辱之身,点燃当地文明的火种,度过漫漫时光,形成星火燎原之势。这是文化传承的意义。

3、贬官与贬谪地,地因人传,人因地传

贬官们一开始走上贬谪之路,心中难免心灰意冷,毕竟满腔热水被皇帝一桶冷水迎面泼来,仿佛人生走入永夜,此生此世都不得翻身。

然而,逆境自有它存在的意义。贬官身陷低谷,慢慢剔除掉生命中浮躁和冒进的部分,修炼出踏实、沉稳,能够沉静地和万物对话,和历史对话,和自己对话。一生中最好的诗文,也在这个时刻诞生。

苏轼的一生,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这段路非常不好走,到处是坑坑洼洼,一不小心就会摔得一身泥,苏轼没事人似的,起身,拍拍泥土,挥手写下光耀中国文学史的辞章,将贬官文化演绎到大气磅礴。

贬官文化:个人的不幸,成全了文化的大幸

被贬黄州,他写“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道尽了一个人的幽独与清冷。这时候他初到黄州,心中依然哀愤难消。

两年后,他游览赤壁古战场,写下“千古绝唱”《前后赤壁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山川壮美,时光易逝。个人荣辱于他而言,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这时候的苏轼想的是“白发渔樵江渚上,惯常秋月春风”,是“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山川万物面前,还纠结什么前程往事?

贬官文化:个人的不幸,成全了文化的大幸

面对着浩荡山水,想人生,想荣辱,想时光流转,胸中那点烦闷消散了,胸襟也开阔了。宇宙何其大,个人得失何其小?这无异于一次思想上的脱胎换骨。

山水本是无情物,因贬官的情感附着在上面,于是被写进了锦绣文章中,成为后人敬仰的文化遗产。

“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备声名。”贬官和贬谪地,说到底,是一种相互成就的关系。

贬官文化,对于贬官个人而言,是寄情山水,超脱世俗荣辱。对于贬谪地,是诗文扬名,成为文化遗产。然而更深层的,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它穿越了千年时空,影响一方土地的文化涵养,塑造当地人的文化性格。

参考资料:

1、余秋雨《山居笔记》《文化苦旅》

2、孙永余《细品秋雨》

作者:埃及蓝,多平台签约作者,每周推荐一本好书,一部好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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