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景泰三年，明代宗朱祁钰在接回因“土木之变”中被瓦剌俘虏的明英宗朱祁镇之后，将英宗的皇太子朱见深贬为沂王，以自己唯一的儿子朱见济代为东宫皇储，引起朝中大臣纷议。不料不足一年，朱见济病逝，大臣们因此多番要求重立朱见深为皇储，但屡次遭到代宗拒绝。
景泰八年正月，代宗突然病重，皇储问题再次被提上议程。据《明史记事本末》记载，这年正月十六日，兵部尚书于谦、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濙会同群臣商议，决定联名上奏请复立朱见深为太子。定议之后众臣见天色已晚，决议次日清晨代宗临朝之时，再递交奏疏。不料这一夜风云突变，形势的发展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
暮色降临后，武清侯石亨、御史徐有贞会合都督张軏、太监曹吉祥、御史杨善以及老将王骥等趁夜色率领大队京营兵向皇城进发。四更时分，石亨因职取到钥匙打开长安门，张軏借口抵御瓦剌保护皇城骗过城门守军，顺利率领部众进入皇城。
▲明代宗朱祁钰（1428年—1457年），汉族，明朝第七位皇帝，在位时间1449年-1457年。朱祁钰在位八年间，知人善任，启用于谦等正直之人，使得江山社稷转危为安，可谓英明之主。
此时乌云密布，夜色骤浓，伸手不见五指，众人惊慌，徐有贞以精通天象之名安抚众人大事必济。石亨等人安下心来，趁夜黑顺利抵达明英宗居住的南宫，士众用巨木撞击宫门，宫墙震坍后将惊慌失措的明英宗架起直奔大内。
此时乌云散尽，月明星稀，又顺利迎取英宗，士气大涨，众人顺利簇拥着英宗从东华门进入到举行君臣朝会的奉天门。一路上守门士兵、殿内武士因见英宗逃出南宫，惊慌失措而不敢阻拦，英宗就这样兵不血刃的再次登上奉天殿宝座。随即“鸣钟鼓、启诸门”，召群臣觐见时，百官见龙椅上竟是英宗，惊慌失措之余也只能跪倒参拜。
明英宗复位之后，便大肆封赏石亨、徐有贞等拥戴之人，将在病中的代宗废为郕王，逮捕处死时任兵部尚书于谦、吏部尚书王文，并贬斥代宗朝于谦提拔和迎合代宗之意的文武褚臣，政变到此取得完全胜利，史称“夺门之变”。
疑点重重
此次政变过分容易，改朝换代这等大事竟无死伤流血，而且政变原因史书上仅仅一笔带过，但细细深究有众多疑点有待深究。
其一是主谋石亨为何要发动政变？代宗对其一直恩宠有加，甚至在病重时让其代为祭祀，石亨宠渥优待到如此地步竟背叛代宗，同时起事如此草率为何能一举成功？
其二是明英宗丧师被俘，国体颜面尽失，能安全返京已属侥幸，再登宝殿几无可能，为何在政变之后几无一人反对，奇怪的是根本无人替代宗反击，就连于谦等代宗重臣都是跪倒参拜？
其三也是最令人诧异的是于谦自“土木堡之变”后声望隆重，深得代宗信任，此后执掌兵部八年，六部之事均有介入，爪牙四布，为何在政变前后谋策之时毫无知觉？
石亨蓄谋政变还得从保卫京师说起。土木堡之变后，当时的郕王在群臣簇拥下登基，以主战派兵部尚书于谦为首，整顿吏治，筹调军备，将国家机器调动起来。将二十万余二线入卫布防军交由石亨等八位将军指挥，列阵于京城九门外于也先激战。在击退瓦剌迎回英宗后，石亨因功大被封为武清侯，后又奉诏佩镇朔大将军印，加封太师，浩然已成武将之首。
▲明英宗睿皇帝朱祁镇（1427—1464），汉族，是明朝第六任、第八任皇帝（公元1435-1449年、公元1457-1464年两次在位）。
同样经此一役，于谦的声望达到顶点，力保代宗上位而得到全权信任，甚至代宗想提拔某人都会私下询问他的意见。于谦此时虽仅为兵部尚书，可常介入六部之事，内外兵事政务几乎均出于一手，事实上已经形同宰相。但于谦此人性情刚烈，重节轻利而又依靠代宗信任，朝中诸官都受其压制不敢有私心。石亨虽为武将之首，也受代宗信赖，但始终处于于谦之下，受到于谦节制。
德胜门一战击败瓦剌后，石亨得到世袭侯爵后，因知自己功不如于谦而内心有愧，便上书推荐于谦之子。石亨本想投桃报李，熟料于谦不近人情，不仅仅全部推辞还在代宗面前数落了他一番，此举令石亨极其愤怒。
景泰三年十二月，于谦主持选京师三大营十万人编为五团营，后又再增兵五万，合称十团营。之前三大营由石亨主掌，独立于兵部之外，改为团营后虽仍以其为提督，可是团营已属兵部掌控，石亨就必须得受到于谦的节制。
因此石亨虽受代宗感激和信任，但这些都是排在于谦之后，而于谦作为上司过于刚直严苛，石亨处处受压对于谦是又恨又怕。但于谦深受代宗信赖，御史言官多次弹劾都被代宗压下。
就连在“夺门之变”后代宗问左右是否是于谦起事，因为满朝文武之中有权有能力发动政变的只有于谦，所以石亨想在代宗朝跻身于谦之上，拥有更大的政治权力已是不可能。
景泰八年，代宗出巡郊外，病重不起，由石亨代为祭祀。石亨见状觉得时机已到，便联合都督张軏、太监曹吉祥、御史徐有贞等密谋迎立英宗，并将此事告之孙太后。这些人都与于谦有过节，主谋徐有贞此前因提议南迁被于谦驳斥而脸面尽失，随后又求于谦提拔但被代宗压下，因此对于谦最为仇恨。
都督张軏、太监曹吉祥以及已经赋闲在家的老将王骥等都与于谦在工作上有过节受到压制，妄图借此良机争取更大的政治权力，因此都积极投入到英宗复辟之中来，王骥七十余岁还亲自率领子孙跟进。
而英宗是孙太后嫡子，太后自然更是欣然默许此事。但这几人之中孙太后位居后宫难以提供帮助，其他众人除石亨外都没有足够的权利左右政局，他们仓促之间而能成事的原因则与第二个疑点紧密相关。
▲于谦（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16日），明朝名臣、民族英雄，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
正统十四年，明英宗在土木堡兵败被俘，后来英宗虽被放归但是声望已跌入极点，被遥尊为太上皇囚禁于南宫。代宗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救国，击败瓦剌，澄清吏治，但政权平稳后便立自己独子为太子，此事在当时受到了群臣明里暗里的批评。
不足一年，太子病逝，群臣便再次上书要求重立朱见深为皇储，代宗此时尚属健壮，自然仍想再出世子，便贬斥复议之臣工，此举在道义上已与众臣产生间隙。可事与愿违，景泰八年代宗病重时仍无子嗣，大臣们如于谦、王直等觉得事情不能再拖，英宗已然不可再立，必须得确立朱见深国储之位。
倘若朱见深能就此顺利继位后，于谦等人便有拥戴之功，凭续旧职也仍然当朝，石亨等人依然会处处受到制约。但若此时能迎立英宗，一有拥戴之功，二能打压之前拥立代宗、不愿求和而陷英宗于困境的于谦等人。此举也是石亨等人在朝堂上获得翻身的唯一机会，自然不能放过，于是就发生了文章开头一幕。而对于满朝文武来说，代宗死后，即使不立英宗，朱见深登基也尚属年幼，仍然会由孙太后和英宗主政，因此在政变事成之后包括于谦也只能默然接受此事。
石亨此前曾联系过英宗表达迎立之意，但于十六日夜发动政变时并未告之英宗，以至于在南宫门破之时担心事情暴漏是代宗派人前来缉拿，由此可见当时政变发动是有多么仓促。史学家谈迁在《国榷》评论道
“于少保最留心兵事，爪牙四布，若夺门之谋，懵然不少闻，何贵本兵哉！或闻之仓卒，不及发耳！”
,可见于谦不仅仅在政变已成后不愿意起事，更为关键的是此次行动过于仓促，于谦事前也几无察觉。
▲明宪宗朱见深（1447年12月9日—1487年9月9日），初名朱见濬，汉族。明朝第八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长子，母孝肃皇后周氏。1464至1487年在位。
英宗复位后，在清理完朝中潜在的威胁后，便开始了对代宗的清算。二月十九日，代宗病逝，英宗下诏斥责代宗
“不孝、不悌、不仁、不义，秽德彰闻，神人共愤”
为何英宗犯下如此罪责都有人卖命讨好，而代宗登位八年病重之后根本没有人为其反击，原因除了前述皇位最终会落到英宗之手外，还有很大原因是代宗主政八年并未建立起自己的“亲信”。代宗相对于英宗，在位时以国事为重，不近佞臣，革新政局，挽救大明，国事始振，对天下百姓是福音。
但代宗太过于正直，不近佞臣但也无心腹，信任于谦、重用石亨等都只是在工作层面上，所有的举措均以国家利益为主，并未与朝臣建立起亲密的私人关系，所以代宗废太子朱见深时才会引起大臣的极大诋毁，而少有人为代宗出谋划策。英宗重新继位后，代宗的亲信于谦等人都以国家利益为重，更不愿意逆大流而再起干戈。
相较之下，英宗在这方面的小聪明比代宗强出不少，前因宠信王振而导致兵败被俘，却能在敌营灵活生存，连也先之弟伯颜帖木儿都对其照顾有加。重新主政之后，又大肆封赏起事者，宠信石亨等人将朝堂弄得一团糟，最终爆发“石曹之乱”。后来又一如既往的宠信李贤，万幸李贤虽有所贪纵，但举措有度，堪称一时名相，倘若李贤如王振一般，恐大明再陷绝境。代宗临朝八年若有亲信如同王振或者李贤者，绝对事不至此。
后续影响
于谦在英宗被俘后力排众议，坚守京城拥戴代宗，稳定海内一心，极筹备军事防御，派遣诸将驻守关隘，调集二线军队和各地军队入卫京师，击败也先立下不世之功。此后在代宗的大力支持下，澄清吏治，铲除奸党，辅助朝纲。
▲明朝（1368－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中原王朝，共传十二世，历经二十帝，享国276年。
但于谦性格过于刚烈不屈，大权在握后极其负责，常拍胸脯说一腔热血无处洒放，但又因常插手六部之事引起同僚忿恨。在京师戒严之时，于谦作为主战派首领调动各部，在战时多有越权也是无奈之举，但当敌人退却之后，从战时恢复到平常工作中，群臣再也无法容忍于谦的霸道行为。再者代宗对其工作能力和品质的全力信任，于谦因此更加我行我故，越权而结怨众人。
于谦死时阴云密布天悼其冤，死后抄家穷徒四壁，连孙太后都念其功劳而哀叹连连，英宗后来也意识到错杀于谦而后悔无言。《明史》对其评价极高，
“声绩表著，卓然负经世之才”
，“而谦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万幸是如此英雄终未被遗忘，后世对其莫不推崇有加。
《明史》将此事评为“明代皇位之争，而甚无意义者，夺门是也”，一句“甚无意义”根本无法体现此事对大明的后续破坏。“夺门之变”后任由石亨、徐有贞等人把持朝政，错杀错贬大批能臣武将，北境名将郭登也连同被罢免。朝局纷扰，代宗多年营造的清明政局再次混乱，直到后来李贤入阁后才再次扭转过来，但不可避免的是大明逐渐从仁宣盛世进入到多事之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