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子也叫假子，义儿、螟蛉之子等等，收养子的现象在古今中外都很普遍，也有一些著名的养子，西方如凯撒的养子屋大维，中国如李克用的十三太保（里面有亲儿子，大多数是养子）等等。这本来是一种很普遍的社会现象，但在五代十国时期，这种收养子的现象浸习成风，大为流行，这其中有很多出类拔萃的养子，更是成为了政治舞台上重要的角色。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五代十国时期涌现出了如此多优秀的养子呢？以下我来具体说明。

养子制度

隋末唐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养子或收养子的人，例如王世充曾请为刘太后假子；李世民功臣张亮养了五百假子；武则天时期的索元礼，曾经收养武后的面首薛怀义为假子。

自从节度使一职设立后，养子制度在河朔地区军中开始流行，等到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养子制度在各地节度使的军中蔓延开来。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实际上仍是唐朝藩镇割据的延续，收养子的风俗进一步发展，基本上各藩镇节度使以及他们手下的悍将都有自己的养子。比如李克用的十三太保，朱温的养子朱友文，前蜀王建有一百二十多个假子，后周郭威养子柴荣等等。

实际上，养子制度和藩镇割据是两个相辅相成的事物。养子制度加剧、延续了藩镇割据；而反过来，藩镇割据又使得养子制度风行天下。因为能被收为养子、义儿的人，一般都是勇武过人，胆识谋略超群之人，他们与养父的关系更多的是利益的结合，互相利用各取所需。当养子替养父卖命的时候，割据势力的力量得到了加强；而当父子反目成仇的时候，又会造成动荡局面，甚至产生新的割据势力。

始于胡风，盛于兵制改革

五代十国时期的养子制度，和我们国家历史上普遍的养子制度是有很大差别的。传统意义上的养子，多是出于养老送终，延续香火，财产继承等原因；而五代十国时期的养子制度，更接近于胡人的养子制度：由于战争频繁，部族成员尤其是男性成员的死亡率比较高，需要不断接纳外人收为养子，借以扩大部落的力量。

这与李唐皇族起源于北朝胡化汉人，传统的夷夏观念淡薄有关。从初唐开始，许多异族将领在唐军中担任要职，因此他们把胡人的养子制度带进了军中，并逐渐流传开来。如安禄山是柳城杂胡，其八千假子则是奚族、契丹族等胡族降兵俘虏中挑选的佼佼者；安禄山的养子之一，后来割据成德的李宝臣是奚族；李怀光的养子，朔方邠宁节度兵马使石演芬是西域胡人等等。

而唐代兵制的转化，以及藩镇割据又进一步推动了这种新兴的养子制度，进而取代了我国传统的养子制度。我们知道唐代最初的兵制是延续北朝、隋代的府兵制，而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随着唐代均田制逐渐消亡，府兵制也逐渐被募兵制所替代。募兵制的特点简单来说，就是军人作为一种职业出现，将领长期统帅一支军队，兵将之间有了隶属关系，导致军阀的形成，而这也为养子制度的盛行创造了客观条件。

利之所在

我们前面说过，唐末五代的养子与养父之间，更多的是“以利相合”，实际上这就是募兵制的一种升级改良版，兵将之间的隶属关系进一步发展为养子与养父之间更为亲密的关系，但维系这种关系的本质还是一个“利”字。募兵制之下，节度使给军队发饷银，军队成为节度使的私兵；养子制度下，养父要给养子更大的利，除了金钱还要有权势、地位等等。这进一步促使了更多的人愿意成为养子，毕竟利之所在，人心所向。

此外，唐末五代还有更进一步的升级版养子，即回归传统的养子制度：养子改换姓氏，委以重任，甚至具有继承权。比如说朱温的养子朱友文，就被朱温选定为继承人；郭威的养子柴荣，继承了郭威留下的江山登基为帝。这种回归传统的养子制度，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五代十国许多有才能没出身的人，心甘情愿成为他人的养子，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虽然这种情况下的养子与养父间，确实有父子之情，但剖析本质，还是离不开一个“利”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