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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晚明气脉”之揭示

(作者:王华东)

《红楼梦》中“晚明气脉”之揭示

文学作品的风格总是打上时代的烙印,任何一种文学风格的产生、发展、成熟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中进行的,并以时间作为其基本的存在形式。文学作品既是作家个人的创作,同时又是时代的产物。作家的作品风格也必然受时代因素的影响,绝不会游离于这个时代之外。生活在同一历史时代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在内容与形式,思想和艺术等方面,必然表现出这个历史时代共同的特征。例如,中国文学史上的“建安风骨”、“盛唐气象”,就是受那个时代因素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时代风格。《红楼梦》这部作品具有浓郁的晚明文学气息。要正确认知《红楼梦》所体现的伟大思想和光辉艺术,我认为有必要学习一下土默热先生的晚明气脉论。下面分九个层面来论述。

一、“末世”论。

土默热先生说:“明末清初的文人士大夫言必称‘末世’。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卷八中发出一句感慨:‘末世人心险薄,结交最难。’毛先舒在《与洪昇书》中感叹:‘末世风气险薄,笔舌专取刻薄自快,且借之为名高。’红楼故事发生在末世,红楼女儿生逢末世,‘凡鸟偏从末世来’,‘生于末世运偏消’。书中累累提及的末世,指的并非是家族末世,而是全社会的末世;与明末清初文人士大夫所说的末世,指的应是同一时代。”“书中《好了歌解》《好事终》《食尽鸟投林》等词曲,所表达的‘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 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做故乡’‘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等苍凉背景,表现的正是明清鼎革时期世人对末世的兴亡感叹。”在乾隆朝应该不会把“末世”二字常提起,因为那已经进入“盛世”了。

二、异端思想的时代特征。

《红楼梦》中“晚明气脉”之揭示

书中贾宝玉的奇谈怪论,如反对“文死谏,武死战”的思想,是明清鼎革后,士大夫阶层对大明王朝300年基业一朝灰飞烟灭的沉痛教训进行反思,从而得出的结论。清初梁维枢《玉剑尊闻·贤媛》载:“杨忠愍以谏死,王元奴父慨然曰:‘忠臣当如此矣’。母吴氏曰:‘不然,夫人人愿死忠,置人主于何地?不闻古有谏行言听,臣主皆荣者乎?’”这就是当时否定“文死谏”的思想反映。

在明末,武将在征剿“流寇”和“建虏”的战争中,急功近利,冒死轻进,几乎每战必败,以死报效朝廷的将士很多,但大明江山也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陆文龙《辽海丹忠录》议论道:“嗟乎!国家有死事之臣,可为国家扶正气,不知今日死一将,便已败一阵;明日死一官,便已失一城,却已伤了国家元气,坏了国家之事。”这些明亡清兴之际知识分子的议论,绝妙地印证了《红楼梦》中贾宝玉关于反对“武死战”的论调。

三、知识分子的反思风潮。

宝玉得知黛玉有名无字,送给黛玉“颦颦”二字,并解释说:“《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况这妹妹眉尖若颦,用取这两个字,岂不两妙!”探春笑道:“只恐又是你的杜撰。”宝玉笑道:“除《四书》外,杜撰的甚多,……”贾宝玉的“除明明德外无书”的思想,乃是明末清初“疑经辨伪”思潮的正常反映。当时的知识分子对除《四书》以外诸多经典文献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把包括《左传》在内的多数经典都判定为伪书,并对“程朱理学”的权威性提出质疑,又提出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对贾宝玉离经叛道的行为就不会感到奇怪了。一般人以为孔子的学说核心是和,是仁义,其实是误解。孔子的理论本来是很孔武的,齐国攻鲁国,都是孔子学生率兵击退的。子路也是战死的,孔子本人也是佩剑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的是战斗性的儒家,打匈奴,打大宛,开拓西域,有“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战斗精神。现在说俄罗斯是战斗民族,说明中国自古以来的战斗精神消褪了。南宋朱熹后,错误地解释孔子的理论,把孔子的要求统治者“灭人欲”变为了要求老百姓灭人欲,中国人失去了战斗性格。也可以看出,清初质疑“程朱理学”有其必然性。而后来的历代清朝政府为了巩固对汉族人的统治,大力推广“程朱理学”,举孝廉,立贞节牌坊。前些年听说学界对于丹讲解的孔子学说不以为然,理由是:孔子的学说是说给统治阶级听的。当时不理解,现在才明白,我们不要被“程朱理学”一类的理论束缚了思想的空间,要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语)。

四、遗民的不合作现象。

书中描写宝玉见了贾雨村一类的官僚就头疼,把追求功名前程者统统叱骂为“禄蠹国贼”,宁愿终老于温柔富贵乡“化灰化烟”,也不肯走“仕途经济”道路,这很大程度上是清朝初年士大夫阶层遗民心理的共同反映。这一时期,在“亡国”“亡天下”的愤懑哀伤情绪支配下,具有正统思想的士大夫阶层,对异族统治者建立的新王朝普遍采取不合作态度。他们往往以“山人”自居,以 “入道”托词,拒绝出仕做官;对下山为官的人,叱骂为屈膝变节的国贼。那些被迫做了官的人,往往为自己的“失节”而悔恨终身。吴梅村的经历,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为什么改变了原来的思想倾向,变为又走上读经考功名的道路?是否因为作者看到,康熙朝提倡汉学,提拔汉人知识分子,发展了经济,因而不反对入朝为官,企图用高度文明的文化,同化异族统治者?值得思考。

五、女性崇拜现象。

贾宝玉的“男人是泥,女儿是水”的思想,以及书中关于男女之间关系相对自由开放的描写,也正是明末清初江南文人的正常观念。明末自封“情敎教主”的“情僧”冯梦龙,就是秉承这种情调的集大成者。《红楼梦》中的“情痴”“情缘”“情爱”“情悔”等概念,在冯梦龙的名著《情史类略》中都有。这一时期汗牛充栋般的言情小说和传奇,无不充满着女性颂扬乃至崇拜,《红楼梦》只不过是这个大潮中的一朵璀璨浪花而已。

《红楼梦》中“晚明气脉”之揭示

产生这种女性崇拜现象的原因,除了晚明士人文化心态的延续之外,清初严厉推行“剃发易服”政策,也进一步加重了这种观念。由于男人受“剃发令”胁迫,必须要穿马蹄袖,剃掉半边头发,身后拖一条老鼠尾巴辫子,使得千百年来秉持“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观念的须眉男子,深切感受到自身形象的污浊和卑琐;而女人则无须剃发易服,仍然穿着前朝传统装束。因此,男子见了女人就必然有“清爽”的感觉,见了同类则感到污浊不堪并自惭形秽。经过一个甲子之后的乾隆朝,这个思想倾向就淡化了。

六、女人的小脚问题。

从顺治二年到康熙七年,清廷对汉族男人严厉实行“剃发令”的同时,对汉族妇女也实行了23年的“禁缠令”。官宦贵族家庭执行得相对严格,而山野贫民执行得并不好。《红楼梦》中宝钗、湘云等贵族小姐都是大脚,而尤二姐、晴雯等贫贱丫头则都是小脚。林黛玉脚上穿着“麂皮小靴”,走路“摇摇的”,很可能是个“解放脚”。这正是清初“禁缠令”推行期间的鲜明的社会现象,《红楼梦》不过是对这23年期间出生长大的女儿之脚据实描写而已。乾隆朝的人是难以对此有深刻体会的。

七、明清文学的情本梦幻狂潮。

明末清初的文学界,对程朱理学的窒息思想,压抑人性,消磨战斗精神的教条非常不满,因而以言情宣淫的形式,进行看似消极实际上是强烈的抵制,时间几乎达百年之久。这就是我国明末清初之际,所谓的“晚明文化气脉”。冯梦龙的《清史类略》,李渔的《闲情偶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及“三言两拍”、“西湖梦境小说”、“啸花轩”等作品,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明末清初,言情题材的昆曲大行其道,出现了一大批传奇作家作品。开先河者是明朝后期的汤显祖,他创作的“临川四梦”,特别是《牡丹亭》,对后世文坛影响极大。至清初,“南洪北孔”创作的《长生殿》和《桃花扇》,再把以昆曲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言情文化浪潮,在家国之难的感叹中,推向了极致的高峰。

《红楼梦》中“晚明气脉”之揭示

明末清初的文学作品,有三个相对突出的共同特点:第一个是言情宣淫,非情不传。这些作品都追求个性解放,宣扬情本观念,提倡女性意识,表现出一种背离儒家传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冯梦龙、凌濛初、金圣叹等著名文人以及吴越作家群的作品中,这种思想被夸张放大,造成了“情敎”在文坛的流行。金圣叹曾公然宣扬“花前有美人陪伴读《西厢》,不亦快哉”!足见《红楼梦》中,宝玉黛玉花下共读《西厢》的描写,乃是文学继承,而非作者新创,也可见《红楼梦》“极度女性化”的文风,与晚明情本文学的继承关系。

第二个是手法上逃避现实,写梦写幻。像“临川四梦”、《聊斋志异》、《西湖寻梦》、《长生殿》、《通天台》等,都是此类作品的佼佼者。雍乾时期查禁的清初众多“淫书”,多是用梦幻为题,表现男女风情的作品。采用这种梦幻手法敷衍故事,其目的不仅仅在于逃避现实、规避文网,更重要的在于追求一种浪漫主义艺术形式,与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要求相契合,同时也使作品展示的时空更广阔,更灵活,更能充分地生动地表现女性崇拜意识,展现纯情男女的“意淫”情趣。

第三个是在语言上追求通俗,明白如话。从小说界看,这一时期的作品,除《聊斋志异》用文言文写成外,社会上流行的众多话本、“淫书”,都具有高度市井口语化的特征,使用的多为白话文,其中官话、北京方言、两越方言、吴侬软语、粤语、河南话、四川话、陕西方言都有。从戏剧界看,这一时期的传奇院本的唱词和念白,也都自觉做到“明白如话”,让仕农妇孺皆易懂上口。

《红楼梦》也符合以上大旨言情,写梦写幻,明白如话三个特点,完全符合明末清初文学作品的三大特征;据此将其断代为明末清初创作的小说应属有据。我们比较一下清代三大著名小说,不难发现,《红楼梦》与《聊斋志异》同属清初文坛继承晚明情本梦幻文风的产物,均有高度女性化特征,又同庄子道家隐逸风气有很深的关系;而《儒林外史》则不同,是乾隆嘉庆年间经世致用学说扭曲放大的产物,又受到魏晋玄学名士风度的影响,两者产生的时代意识和文学源流均不同。

《红楼梦》是一部怀旧的作品,通篇充满对社会和家族过去温柔富贵生活的怀恋。这种怀恋感情,在具有遗民思想的清初文人中是普遍的、群体性的行为,特别是在江南世族出身的文人中间,怀恋之情尤为浓烈。当时著名文人吴梅村、张岱、朱彝尊、冒辟疆等人的著作中,对此都有显著的反映。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的著作中,把晚明的生活情味、山水情趣、园林情思、文化情调,通过梦忆的形式,以优美哀伤的文笔,刻画得淋漓尽致。《红楼梦》也是一部对昔日风月繁华生活的梦忆之作,只有在十七世纪中晚期,这一盛行梦忆的文学时代,才有需要并催生红楼一梦的可能。

八、《红楼梦》与水磨腔。

水磨腔就是指昆曲。这种戏剧形式柔美优雅,细腻冗长,适于言情,在明末清初舞台上红极一时。李渔等文人往往以同一题材,既写话本也写剧本,使小说与戏曲的艺术表现形式互相借鉴补充。《红楼梦》就是一部按照昆曲手法创作的小说,书中的每个故事,都完全符合戏剧“三一律”。书中的人物对白,内心独白,旁白插科等,几乎完全是戏剧表现手法;书中故事的场面、服装、器物等,如宝玉和北静王的装束,秦可卿和探春卧室的陈设,也都是舞台背景和服装道具在小说中的艺术重现。

《红楼梦》并不回避作者生活那个时代社会上流行的戏曲,这些戏曲也是《红楼梦》创作年代的最好证明。书中出现的戏剧曲目和剧种,除了《西厢记》《牡丹亭》等元明传奇杂剧之外,基本上都是明末清初创作并流行于舞台上的戏剧。其创作年代下限不晚于康熙三十八年(即1699年),绝无任何一个乾隆嘉庆时代的剧目出现在书中。清朝初年最高雅也最流行的戏剧是南洪北孔的《长生殿》和《桃花扇》,《红楼梦》书中多次出现《长生殿》而没有《桃花扇》的影子,也从一个侧面间接证明了小说的创作时间,应该在《长生殿》和《桃花扇》问世之间的时间段里,即1689至1699年之间。

九、红楼梦》与梅村体。

在明清改朝换代之际,文人士大夫经历了晚明的金粉繁华之后,更亲历“亡国” “亡天下”之惨,剩下的只有对于往昔的追怀和对现实的病态哀怨,还必须以一种虚虚实实、模棱两可的艺术手法加以表现,这就出现了梅村歌行体的形式,并得以大行其道。梅村体的代表作是吴梅村的《圆圆曲》,其特点有三,一是运用“赋”的方式即“古风”的方式,二是浓艳而又哀怨的文字风格,三是如梦如幻、似是而非的表达方式。一曲“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影响很大。《红楼梦》中宝玉所作的古风《姽婳词》,明显具有梅村体的“诗史” 特点,与《圆圆曲》异曲而同工。林四娘的故事并非虚构,而是发生在顺治二年的真实故事,在当时王士祯、蒲松龄的作品中均有记载。《红楼梦》书中贾政告诉宝玉,这是一个“新题目”,显然也有意无意道破了红楼故事的时代背景就在清初。

《红楼梦》中“晚明气脉”之揭示

以上九点都充分证明了《红楼梦》只可能成书于明末清初,是晚明文化气脉的产物。所谓晚明文化气脉,一般认为时间跨度是明亡前五十年加上明亡后五十年,共约一百年。徐晋如教授曾给晚明文化气脉作如下定义:晚明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的时代,它金粉繁华而内里虚弱,它极度放纵又道貌岸然,它满口色空理论却满足于平庸的幸福,它抱怨理学的僵滞却窒息了真人的生机。这又是一个极度女性化的时代,它对历史和现实的无尽哀怨和病态依恋荒谬地和平共处。在这种文化气脉影响下,首先产生了以水磨腔为音乐特征的昆曲,接着又产生了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作传的《红楼梦》。

理解了这一点,就为看懂《红楼梦》打好了基础。胡适红学看不到“曹雪芹”只是书中的化名之一,硬要找一个同名同姓之人,咬定曹雪芹是曹寅之孙,把《红楼梦》成书时间框于乾隆时期,结果失去了明辨是非的能力。胡适红学无法对《红楼梦》作文化特征、思想内容、时代背景的评判和定位,而是把它作为出土文物加以“考古”和鉴定,至今错误百出,解不开死结。现在各路学者提供的大量资料和理论分析文章,都把《红楼梦》与康熙朝联系在一起,胡适红学无法反驳,也不想接受,要么否定,要么躲避。广大红学爱好者们只要抓住“成书年代”这一核心要素,就能对文本《红楼梦》作出更好的诠释,把红学引向正确的道路。

参考书目:《土默热红学文选》.土默热著.时代文艺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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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至真斋主 编辑:潇湘夜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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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红楼梦》中“晚明气脉”之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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