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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拜访伊凡·克里玛先生

苏童,原名童忠贵,中国当代著名作家。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要作品有《园艺》《红粉》《妻妾成群》《河岸》和《碧奴》等。中篇小说《妻妾成群》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并且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获提名第6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蜚声海内外。2015年8月16日,苏童《黄雀记》5部作品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2016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现为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驻会专业作家,江苏省作协副主席。

《我的金饭碗》,(捷克)伊凡·克里玛著,花城出版社,2014年10月

去伊凡·克里玛家里拜访,早到了半个小时。

正好抽支烟。我和徐晖站在路边抽烟。路的一边是安静的居民区,多为两三层的独立别墅。建筑的外观小心翼翼的,似乎不想冒犯天空,或者路人的视线。花园多被规划为正方形,从面积到装饰,都很有节制。路的另一边,却不寻常,是一大片树林,很幽深,很茂密,黄了,满地落叶从林子里溢出来,爬到路上,粘在我们的鞋子上。

韩葵和李素两位女士或许是在看我们抽烟,或许是在看树林,我们四个人一定说了些什么,但我忘了。我朝克里玛家的小花园瞥了一眼,看见一个穿着驼色毛衣的老头出来倒垃圾,他与肖像照片上的克里玛很像,但眼神不像,并非那么锐利,不像鹰,他的脸型也显得方正一些,年轻一些,与我的想象稍有出入。所以我提醒他们注意花园里提着垃圾袋的老头,那是不是克里玛?

结果就是克里玛。我们看着他把一袋垃圾放进了花园门口的垃圾箱。他也在打量我们,一种无动于衷的表情,带着些许困倦,也像一个劳累的外科医生,打量着新来的病人。李素上去跟他说话,他的表情在阳光的映衬下,活泛了一些。这样,我们提前半小时,进入了克里玛的家。

第一次进入捷克人的家。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的家居,除了墙上随意挂了几个捷克木偶,似乎无意过度装饰,看不出主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里屋有轻轻的脚步声,估计应该是克里玛太太。有一只吸尘器躺在地上,也许刚刚还在工作,也许是准备工作,我们的提前到来,不知道中断的是克里玛先生还是他太太的吸尘工作。

客厅里有一个茶几几把椅子,散落有序,对于中国人来说,怎么坐从来都是一个问题。我们几个人都看着克里玛,但他并没有如此的安排,他用鼓励的眼神看着我们,意思是怎么坐都可以,那我们就随便坐了。坐下以后,一时无话,隐隐觉得气氛古怪,窘迫,此时我才想起来,主人略去了必要的寒暄,克里玛先生甚至没有对我们说,你好,所以我也始终没有机会完成那个必要的问候,你好,克里玛先生。

但是他们都看着我,等我说话。是说话,不是寒暄。我必须像谈生意的商人一样,单刀直入地谈文学了。

我对克里玛先生并不是那么了解,这让我在得知徐晖、韩葵夫妇的安排之后,始终有点不安。所幸他们在Jecna街的公寓里留下了克里玛的好多中译本作品,整整一个上午,我都在恶补,像一个临考的中学生。长篇看不了,看了些中短篇。欣慰的是他的一个中篇小说《我的故土》,我很喜欢,又有疑问,很明显,这是谈话的资本。《我的故土》写二战结束后一个少年随父母去一个农庄旅馆度假,遇到形形色色的波西米亚资产阶级的度假家庭,大人们每天在茫然中狂欢,少年独自沉浸在一份貌似真切实则虚妄的爱情中。他受到了隔壁房间的医生太太的挑逗与诱惑,身心处于燃烧状态。少年在夜里苦候医生太太来敲门,却隔墙听见了医生夫妇床戏的声音。少年也许是被忽略了,也许是被遗忘了,又或者,是被愚弄了。这样的崩溃与幻灭施加于一个少年身上,令人印象深刻。小说里还有个细节,特别有意思:少年追逐医生太太去看戏的路上,看见田野里飘起一只热气球,一个女演员悬吊在热气球上,做出似真似幻的劈叉动作。如此写法,很夸张,感觉是受到了当时某些潮流绘画的影响,将超现实与梦幻元素植入了小说,但是这植入是妥帖的,恰好是这个故事的点睛之笔。我觉得这是一部极好的小说,有深入骨髓的浪漫和哀伤,疑问是:这篇本该行云流水的小说,横空飞出一些经典作家的作品片段,计有高尔基、肖洛霍夫、莫泊桑、司汤达、巴尔扎克,与小说并无必要的关联,我一头雾水,不知道那些片段的用途。这个疑问,与我对《我的故土》的喜欢一起,构成了我与克里玛先生探讨小说的一个假想话题。

这当然是我的想法。我先表达喜欢。我提及《我的故土》这篇小说时,李素提醒我,中文版的译本名字并不一定与捷克文原著对应,这也常见,是翻译与出版社的问题,对于我不是问题,那我就详细复述小说故事,我在复述故事李素在翻译的时候,我注意到克里玛先生的眼神忽明忽暗,他偶尔点头,大致记得我在谈论他的哪一篇小说,但当我提到那个热气球的细节时,我看见他的眼神中不仅有困倦,还有了歉意,他不记得热气球的细节了。我很意外,在窘迫中又谈起那个疑问,他在小说中录入的那些经典小说中并不经典的片段,我想问其用意,却不知道怎么问,对于这些片段,他倒是记得的,他似乎看懂了我挣扎的眼神,告诉我,我喜欢的《我的故土》,其实还是他年轻时候的

作品。

年轻是一种答案。我懂。不过伊凡·克里玛先生的年轻时代,我不一定能懂。我是忽然想起来的,我面前这位老人,伊凡·克里玛先生,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与众人不同,他今年已经八十六岁了,不再写作。用他的话说,他想写的已经都写出来了,没有必要再写什么了。这样的生命履历如今已不多见,这样赤诚地与写作告别,相忘于江湖,也不多见。坐在我斜对面的这位犹太裔捷克老人,他的写作,他的生活,横亘了几个时代,穿越了记忆的极限,他因此有权利选择记住什么,遗忘什么。无论是生活还是写作,该记住的他一定记住了,可以遗忘的,当然可以遗忘,包括他年轻时候写过的一只热气球。

然后问了另外一个问题,或许是我本人的疑惑,也或许出于很多中国作家的“捷克”好奇,我问他,从他评价米兰·昆德拉缺乏捷克经验的言辞中,我记住了捷克经验,那么,捷克经验到底是什么?它与匈牙利经验、波兰经验或者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经验有什么不同之处吗?这时克里玛先生陷入了长时间的考虑,回答很简短。我记得李素最后的翻译是这样的:克里玛先生说是法制,我们和他们,法制不一样。这回答乍听过于简单,旁边的韩葵对这个话题也有兴趣,她又追问,克里玛先生又考虑了很久,他说,我们捷克的历史上很少流血,很少流血。

迟缓的回答或许代表老人思维的迟缓,但同时它是深思熟虑的真知灼见。我有点懂了。我联想到了伟大的卡夫卡,奥匈帝国时期,他曾经也生活在布拉格这个城市,生活在布拉格的法制中。如果我有幸穿越时空去拜访他,如果我问他,“土地测量员”与城堡之间究竟隔着什么?他也有可能如此回答我,法制。就是法制——不管是奥匈帝国的“法制”,还是捷克的法制。如果我问他一个土地测量员与城堡之间的距离究竟有多远,回答可能是:并不远,但是“永远”。

克里玛先生明确宣称,自己的创作与哈谢克或者《好兵帅克》无关,但与卡夫卡有遗传关系。我问克里玛先生,是否真的做过土地测量员的工作,他竟然有点腼腆,说做过,大概一个多月。想想他的名字,这真的很有意思,不管怎样,克里玛先生曾经就是土地测量员K,他也是要去城堡的人。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这短暂的经历,暗示了他与卡夫卡存在的清晰或者模糊的血缘关系。

当然,必须说到“很少流血”那个答案,这实际上是一个更令人浮想联翩的答案。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国度,其历史大致分为“流血”,“少流血”或者“不流血”。但这个深邃宽大的话题,一时无从谈起。我只是忽然为布拉格的美丽、宁静与雅致找到了某种答案。我在布拉格的日子里,多次沿着伏尔塔瓦河散步,目光所及,皆为疑惑,这个城市何以在动荡岁月里保持这样古老而洁净的美貌?我很感谢克里玛先生精妙的答案,流血的河水会酿造某种风光,不流血会酿造另一种风光。后者理应美丽一些,雅致一些,洁净一些。

克里玛先生其实仍然充满活力。想到他已经八十六岁,不宜多扰,我后来莫名地如坐针毡,当我试探着起身告辞,发现周围气氛旁枝逸出,其实与我无关了。克里玛先生被漂亮的李素女士所吸引,他开始只与李素女士说话,我不懂捷克语,但我从李素女士害羞的表情中猜测,他大概在对李素女士说,你那么漂亮,你别走,让他们走吧,你多坐一会儿——这或许是妄加猜测。我希望我的猜测不会冒犯克里玛先生或者李素女士。用中国人喜欢的方式:此处一笑。

大多数情况下客人总是要一起走的。当我们四个人一起离开克里玛家,我看见路那边的树林被下午的阳光映照,树林呈现出一种金黄的色泽了,风不大,但依然有纷纷的树叶卷到路上,金黄色的。这是布拉格的落叶。金黄色,这大概也是布拉格的色彩。只是这条通往克里玛先生家的路,此生大概只能走一次吧。我往徐晖的汽车里走,回头,并没有看见克里玛先生,他还是没有客套,不送客。但我真的满意地笑了。我对自己说,当我八十六岁的时候,我很想成为八十六岁的克里玛先生。

刊于《十月》2018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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