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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边文学》鲁迅作品

  本书收作者1934年1月至11月间所作杂文六十一篇,1936年6月由上海联华书局出版。同年8月再版。作者生前共印行二版次。鲁迅常常写些短评,确是从投稿于《申报》的《自由谈》上开…

  本书收作者1934年1月至11月间所作杂文六十一篇,1936年6月由上海联华书局出版。同年8月再版。作者生前共印行二版次。鲁迅常常写些短评,确是从投稿于《申报》的《自由谈》上开头的,集一九三三年之所作,就有了《伪自由书》和《淮风月谈》两本。后来编辑者黎烈文先生真被挤轧得苦,到第二年,终于被挤出了,鲁迅便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新任者不能细辨,依然常常登了出来。一面又扩大了范围,给《中华日报》的副刊《动向》,小品文半月刊《太白》之类,也间或写几篇同样的文字,聚起一九三四年所写的这些东西来,就是这一本《花边文学》。

序言

  序言

  我的常常写些短评,确是从投稿于《申报》的《自由谈》(1)上开头的;集一九三三年之所作,就有了《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两本。后来编辑者黎烈文先生真被挤轧得苦,到第二年,终于被挤出了,我本也可以就此搁笔,但为了赌气,却还是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新任者(2)不能细辨,依然常常登了出来。一面又扩大了范围,给《中华日报》的副刊《动向》(3),小品文半月刊《太白》(4)之类,也间或写几篇同样的文字。聚起一九三四年所写的这些东西来,就是这一本《花边文学》。

  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5),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为这类短评,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使我的战友看得头疼;二,因为“花边”(6)也是银元的别名,以见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实并无足取。至于我们的意见不同之处,是我以为我们无须希望外国人待我们比鸡鸭优,他却以为应该待我们比鸡鸭优,我在替西洋人辩护,所以是“买办”。那文章就附在《倒提》之下,这里不必多说。此外,倒也并无什么可记之事。只为了一篇《玩笑只当它玩笑》,又曾引出过一封文公直(7)先生的来信,笔伐的更严重了,说我是“汉奸”,现在和我的复信都附在本文的下面。其余的一些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的攻击,离上举的两位还差得很远,这里都不转载了。

  “花边文学”可也真不行。一九三四年不同一九三五年,今年是为了《闲话皇帝》事件(8),官家的书报检查处(9)忽然不知所往,还革掉七位检查官,日报上被删之处,也好像可以留着空白(术语谓之“开天窗”)了。但那时可真厉害,这么说不可以,那么说又不成功,而且删掉的地方,还不许留下空隙,要接起来,使作者自己来负吞吞吐吐,不知所云的责任。在这种明诛暗杀之下,能够苟延残喘,和读者相见的,那么,非奴隶文章是什么呢?

  我曾经和几个朋友闲谈。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了,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所以,那时发表出来的文字,有被抽四次的可能,——现在有些人不在拚命表彰文天祥方孝孺(10)么,幸而他们是宋明人,如果活在现在,他们的言行是谁也无从知道的。

  因此除了官准的有骨气的文章之外,读者也只能看看没有骨气的文章。我生于清朝,原是奴隶出身,不同二十五岁以内的青年,一生下来就是中华民国的主子,然而他们不经世故,偶尔“忘其所以”也就大碰其钉子。我的投稿,目的是在发表的,当然不给它见得有骨气,所以被“花边”所装饰者,大约也确比青年作家的作品多,而且奇怪,被删掉的地方倒很少。一年之中,只有三篇,现在补全,仍用黑点为记。我看《论秦理斋夫人事》的末尾,是申报馆的总编辑删的,别的两篇,却是检查官删的:这里都显着他们不同的心思。

  今年一年中,我所投稿的《自由谈》和《动向》,都停刊了;《太白》也不出了。我曾经想过:凡是我寄文稿的,只寄开初的一两期还不妨,假使接连不断,它就总归活不久。于是从今年起,我就不大做这样的短文,因为对于同人,是回避他背后的闷棍,对于自己,是不愿做开路的呆子,对于刊物,是希望它尽可能的长生。所以有人要我投稿,我特别敷延推宕,非“摆架子”也,是带些好意——然而有时也是恶意——的“世故”:这是要请索稿者原谅的。

  一直到了今年下半年,这才看见了新闻记者的“保护正当舆论”的请愿和智识阶级的言论自由的要求(11)。要过年了,我不知道结果怎么样。然而,即使从此文章都成了民众的喉舌,那代价也可谓大极了:是北五省的自治(12)。这恰如先前的不敢恳请“保护正当舆论”和要求言论自由的代价之大一样:是东三省的沦亡。不过这一次,换来的东西是光明的。然而,倘使万一不幸,后来又复换回了我做“花边文学”一样的时代,大家试来猜一猜那代价该是什么罢……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之夜,鲁迅记。

  (1)《申报》的《自由谈》参看本卷第5页注(1)。一九三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后,《自由谈》一度停刊。

  (2)新任者指继黎烈文后主编《申报·自由谈》的张梓生。他是浙江绍兴人,与鲁迅相识。

  (3)《中华日报》国民党汪精卫改组派办的报纸,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一日在上海创刊。《动向》,该报副刊之一,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始办,聂绀弩主编,常发表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同年十二月十八日停刊。

  (4)《太白》小品文半月刊,陈望道编辑,上海生活书店发行。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创刊;一九三五年九月五日停刊。(5)青年战友指廖沫沙,湖南长沙人,左翼作家联盟成员。曾以林默等笔名写文章。参看本书《倒提》一文的附录。(6)“花边”旧时银元边缘铸有花纹,因此有“花边”的俗称。

  (7)文公直江西萍乡人,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编译处股长。

  (8)《闲话皇帝》事件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发表易水(艾寒松)的《闲话皇帝》一文,泛论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涉及日本天皇,当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即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名提出抗议。国民党政府屈从压力,并趁机压制进步舆论,将《新生》周刊查封,由法院判决该刊主编杜重远一年二个月徒刑。这件事也被称为《新生》事件。

  (9)书报检查处即“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一九三四月年五月二十五日在上海设立。《新生》事件发生后,国民党以“失责”为由,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八日将该会检查官项德言等七人撤职。

  (10)文天祥(1236—1283)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大臣。他在南方坚持抗元斗争,兵败被俘,坚贞不屈,后被杀。方孝孺(1357—1402),浙江宁海人,明惠帝建文时任侍讲学士。建文四年(1402),惠帝的叔父燕王朱棣起兵攻入南京,自立为帝,命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他坚决不从,遂遭杀害。

  (11)新闻记者的“保护正当舆论”请愿一九三五年底,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新闻界纷纷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开放舆论”,“凡不以武力或暴力为背景之言论,政府必当予以保障”;同年十二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所谓“请政府通令全国切实保障正当舆论”的决议。智识阶级的言论自由的要求,指一九三五年底,北平、上海等地文化教育界人士为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提出“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绝对自由”的要求。(12)北五省的自治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到并吞我国华北的目的,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五省指当时的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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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作者: 鲁迅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曾用名周樟寿,后改名为周树人,曾字豫山,后改豫才,曾留学日本仙台医科专门校(现东北大学)。“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民主战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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